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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以下财政分权、转移支付及地方政府规模摘　要：中国的省以下分权改革由地方政府参照中央与省的制度安排自行调整，省内财政体制的安排存在较大差异。文章利用中国的县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省以下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规模的关系，结果表明，“双重援助依赖”的地方财政制度显著扩张了地方政府规模，其原因主要在于地方官员的“横财效应”机制和转移支付存在的严重“粘蝇纸效应”。因此，想要约束政府规模的膨胀，一个有效的方式便是通过制度安排消除省内地方政府的“双重援助依赖”格局，通过县级政府竞争提高地方政府运营效率。 关键词：省以下财政分权；转移支付；地方政府规模 中图分类号： F810.7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2）04-0066-04 一、引 言 对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规模之间关系的研究始于Brernan和Buchanan（1980）。他们认为政府是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的“利维坦”组织，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展开税收收入竞争。在利维坦假说下，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规模负相关，财政分权引起的地方政府间非合作竞争抑制了政府规模的扩张。 国内外学者对利维坦假说下的财政分权与政府规模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Oates（1985）对43个国家和美国48个州的两个横截面数据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与政府规模不相关。Ehdaie（1994）建立了30个国家的截面样本，Joulfaian和Marlow（1990）构建了美国地方、州和联邦政府的截面数据，他们发现财政分权降低了地方政府规模，与利维坦假说的预期一致。Jin和Zou（2002）检验了32个国家的面板数据, 结果发现地方政府规模随着财政分权的增加而扩张，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规模显著正相关。 部分学者检验了利维坦假说在中国的实用性。胡书东（2001）分别构建了中国的时间序列数据和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中国的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规模显著正相关。孙群力（2008）、孙琳和潘春阳（2009）等也实证检验了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研究结果支持中国财政分权并未能遏制政府规模扩张的论点。 二、利维坦假说在中国 利维坦假说下的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规模之间的关系主要基于两个重要机制：一是“用手投票”，财政分权拉近了地方政府与选民的距离，提高了辖区居民的政治参与度，选民通过用手投票机制能够直接约束地方政府规模的扩张；二是“用脚投票”，利维坦式的地方政府会为了最大化地方政府收入展开税收竞争，面对选民在地区间的自由迁移，地方政府会竞相削减税率，提高政府支出效率，从而抑制了政府规模的膨胀。但是, 上述作用机制在中国的适用性存在一定的差异。 首先，用手投票机制依赖于地方民主选举制度。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属于“向上负责”的治理模式，地方官员由上级政府任命难以产生“向下负责”的政治激励（张军，2007）。地方选举制度的缺失使得用手投票机制对地方政府规模的约束作用十分有限。其次，用脚投票机制依赖于税基和选民在辖区间的自由流动。由于户籍制度等政策的限制，居民在地区间的自由迁移难以成为现实。目前中国人口的流动主要目的在于追求个体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不是对地方政府税收以及公共品提供的反应，对于约束地方政府规模的效果极小。 另一方面，在中国，地方政府行为主要对资本等流动税基的反应敏感。以GDP为导向的考核制度以及地方政府间的“标尺竞争”使得地方政府为吸引资本投资进行积极的竞争。但是，分权之后，省级政府为了地区利益往往对经济活动设置省级流动限制，这种经济管制又降低了省级政府之间的竞争，所谓的经济增长“俱乐部效应”就是对此现象的较好诠释。而在省辖区内部，经济活动可以在县际之间自由流动，从而县际政府竞争效应将发挥作用（宁家耀和李军，2012）。因此，资本在省际间和省内的流动性差异使得税基的用脚投票机制对地方政府规模的约束效果难以确定。 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主要发生在中央与各省关系层面，省以下分权改革由地方政府参照“中央—省”的制度安排自行调整。本文认为，由于省以下财政体制的安排存在较大差异，省内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规模影响在不同的财政制度安排下会产生一定差异。本文试图利用中国的县级面板数据对此进行研究。 三、实证分析 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参考Oates(1985)、Joulfaian和Marlow(1990)的分析框架，本文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GOVSIZEit=α+βFDit+φTRANSF1it+ψTRANSF2it +γCONTROLit+ρi+φt+εit 其中，GOVSIZE为县级政府规模。本文从支出的角度衡量政府规模，前述实证文献一般都使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该地区经济总量的比例来衡量，本文使用地方预算内加预算外财政支出占当地GDP的比例来衡量，这一指标较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