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红色经典”再生产对公民询唤.doc

试析“红色经典”再生产对公民询唤内容提要 只有厘清特定语境下“红色经典”的本真何谓和意欲何为，才能在多维价值阐释中作出评判。原初“红色经典”的价值诉求使它在“人民性”维度上达到了时代高度，其后的再生产在各种力量介入和新崛起阶层的诉求下，试图在“个体性”维度上有所突破，但因缺乏思想支撑和本体论高度，对“个人”的理解是平面化的，反而落在时代高度之下。作为一个文学类型的“红色经典”再生产因凸显时代强音，担当了主流意识形态对公民的询唤功能。惟能有效应对挑战，“红色经典”再生产才有可持续性。 关键词 红色经典 主流意识 形态理想与信仰询唤 现代性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4-0095-09 伴随着一系列历史节点的到来，银屏上多次掀起“红色经典”热潮，如何在复杂的时代语境中思考“红色经典”的再生产，是学界不可绕过的话题。本文试图对其中的复杂力量和价值担当进行探讨。 一、“红色经典”出场的历史语境及其意味 尽管学界并非全然认同“红色经典”这个概念，对何谓“红色经典”也缺乏严格学术意义上的界定，但这种现象的持续存在，早已受到官方、大众阶层、批评界和市场的广泛关注，其影响力不可小觑。 “红色经典”引起广泛关注主要源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经典”改编或革命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主要是对“十七年”间的某些作品进行重述和切合时代意识的改写，改编者的诉求大多着眼于商业目标，以“借用”作为吸引眼球的广告策略，从而获得可赢利的市场份额。实际上，“红色经典”再生产主要是被当作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开发的，这些作品多为消费主义语境中大众文化的商业化运作，是流行的大众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合谋”与抗争的产物。进入新世纪，“红色经典”开始成为影视生产与消费的一个类型，其内涵逐渐明晰，按照国家广电总局的界定，“红色经典”指“曾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的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名著”，其所指不限于单纯的改编，而泛指以革命历史题材为主的文艺创作，既包括对“十七年”作品的改编，也包括新的革命史题材的文艺创作。 对“红色经典”的改编热，显然不能从单纯的学理角度分析，其出场伊始就与文化产业的创意、市场运作、产品营销策略相关，遵循的是商业逻辑。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它首先是大众文化的一个类型产品，继而在融入各方力量特别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强烈关注后，开始变得复杂而具有多重意味，其中有着不可忽略的新崛起“大众”（新中产阶级）的微观政治学诉求。改编中由“红色”到“杂色”的流行体现了大众文化对主流文化的侵蚀和渗透，一种新崛起的文化力量的生成和话语权的争夺，因此出现价值冲突不足为奇。 范玉刚：《欲望修辞与文化守夜》，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第160-170页。 在遭遇现实“抗争”（大众的颠覆性阅读）、“规训”（主流意识形态的教化）后“红色经典”的改编逐渐开始矫正方向，不断调整姿态后获得各方力量认可，开始与主旋律作品相互交融，并与原初的意味有了较大差异。从生成性来说，这既是主流意识形态在自我调适中对旧有资源的开发，商业娱乐文化对“红色”资源的借用、挪用，也是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在消费语境下相互趋近的一个表征。当下，主旋律产品在艺术元素和运作模式上向大众文化趋近，在技巧和商业“卖点”上迎合消费者的快感，在市场营销上和大众文化彼此呼应，无可否认这种“娱乐化”倾向俘获了一部分大众重新回到影院，重新坐到银幕前，但这种“政治娱乐化和偶像政治化的策略” 倪震：《大众文化心理的满足和扩展——中国主流商业片的回顾》，《当代电影》2010年第2期。凸显娱乐化同时，带来的是政治教化功能的弱化，在文本的编码解码中，主流叙事的权威和革命神圣性及其价值认同有可能在消费中被消解或置换，使原本聚焦的价值观被散点化，一度助长了大众文化“娱乐至死”的蔓延。 不可否认“红色经典”作为被消费的对象，其改编背后有着非文学权力的博弈，并契合了“文化研究”思潮中政治向度的凸显。“在这样一个时代，对于政治向度的强调，恐怕多数是出于不同方面的动机或指向：或维护传统政治利益，或反对权力政治，或抨击世俗化堕落，等等。显然，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主要不是抽象言说的理论，而是实在、具体的利益维系着的复杂政治立场的表达。” 吴俊：《以政治为核心：现实与文学的关系》，《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3期。 在转型期的文化发展中既可以看到威廉斯分析的主导文化、剩余文化、创生文化之间的流变，也可以洞察到布迪厄所谓的文化权力之间的博弈。在社会结构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并非同构性关系，拥有经济资本意味着控制了生产的经济方式，但不意味着对品味的意义，也就是说对何谓文化拥有发言权。相反，拥有文化资本并不必然暗含对经济资本的意义，也未必拥有重要关系网成员的资格。各阶级拥有的权力不是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