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作文教学中真情实感的教学策略.doc

　　我国作文教学中“真情实感”的教学策略 那么，为什么我国如此重视“真情实感”？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真情实感”？本文尝试通过解读我国作文教学中“真情实感”的深层理据，在承认其存在价值和合理性基础之上，反思其局限性，进而探索我国中小学作文教学价值取向的转型之路。 一、我国作文教学中“真情实感”的理论基础 （一）“真情实感”的文化根源：我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折射 思维方式是文化的核心，从思维方式入手考察，有助于充分理解“真情实感”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作文教学理念的本质所在。 与西方思维方式相比，我国传统思维方式有三大特点：一是整体把握，重视事物的相互联系和整体功能；二是直觉体悟，惯于不经过逻辑分析而直接洞察事物本质；三是意向思维，倾向于用情感判断代替认知，“思维更多地表达了主体的需要、态度和价值观，表现了主体情感的好恶”。[2]总之，“我国传统的思维特点，是把认知和情感融合在一起，知、情、意处在合一未分化的状态，其中情感因素起重要作用。这就使传统思维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使思维按照主观情感需要所决定的方向而发展”。[3]受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我国写作传统与西方侧重客体、叙事性艺术发展较早的情况不同，一开始就面向内部世界，侧重于主体，重视从主观出发，从自我出发，从内心出发去寻找写作的根源，通过主体的感受来反映客体，强调“诗言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所以抒情的艺术、重表现的艺术，发展得较早，也较完备。 我国所谓的“真情实感”写作理念本质上是我国传统思维模式在写作行为上的折射。该理念体现出鲜明的“个体内省”价值取向，即重点引导学生以“自我”为中心，为自己而写作，侧重自我表白。主体在进行写作时，往往是进行封闭式的酝酿体悟和主观演绎；不需要明确的读者，也不是为了交际需要，更不必依据写作对象和交际目的来调节写作。这一价值取向在我国《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课标》）中有明确体现：“写自己想说的话”、“能不拘形式地写下自己的见闻、感受和想象，注意把自己觉得新奇有趣或印象最深、最受感动的内容写清楚”、“懂得写作是为了自我表达和与人交流”、“力求表达自己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独特感受和真切体验”……这些语句中反复凸显写“自己”。 （二）“真情实感”的文论学依据：我国传统文论“修辞立诚”观的熏染 文论学是作文教学理论较为直接的理论根源。我国传统文论中的“修辞立诚”观对我国作文教学中的“真情实感”有着重要影响。 我国传统文论“修辞立诚”有三个特点：一是强调写的道德修养，要言行一致，“修其言辞，正为立己之诚意”；二是倡导忠实严肃的写作态度，达真求是；三是重视写真情实感的本真流露，“情欲信，辞欲巧”，认为修辞的基础是“情信”，有真情实感。 源自“修辞立诚”的传统文论，我国中小学写作教学十分重视写的“真情实感”，写作呈现出鲜明的“伦理本位”价值取向。首先表现为对人格真实的重视，叶圣陶在《语文教学二十韵》里提出“立诚最为贵”的观点：“首先要求学生说老实话，绝不容许口是心非，弄虚作假”，[4]（299）“话与文都不是可以‘做作’的，有几分品德知识能力只能说几分的话，写几分的文”。[4]（551）其次是写作要有“诚敬严肃”的写作态度，不玩文字游戏，严肃负责，达真求是。叶圣陶严厉批评了那种不严肃的写作态度：“譬如论事，为才力所限，自以为竭尽智能，还是得不到真际。就此写下来，便成为虚伪或浮夸了。又譬如抒情，为素养所拘，自以为很有价值，但其实近于恶趣。就此写下来，便成为玩戏了。”[4]（299）再者要求写不阿谀，不欺世，不哗众。关于这一点，叶圣陶曾有一段更严厉的批评：“怀着利用的心思，借以达某种的目的。或者故意颠倒是非，希望淆惑人家的听闻，便趋于虚伪；或者谀墓、献寿，必须彰善颂美，便涉于浮夸；或者作书牟利，迎合人们的弱点，便流于玩戏。无论无意或有意犯着这些弊病，都是学行上的缺失，生活上的污点。假如他们能想一想是谁作文，作文应当是怎样的，便将汗流被面，无地自容，不愿再担负这种缺失与污点。”[4]（299） （三）“真情实感”的语言学基础：传统语言观的折射 写作从本质上看是一种语言行为，“真情实感”力图使写作准确反映现实生活，与客观事实一致。这种认识是“传统语言观”在写作上的折射。 所谓传统的语言观是指亚里士多德以来形成的“镜式”语言观，认为语言具有“表征”能力，是一面反映外界事物的镜子，语言本身作为一种抽象符号与外在世界有对应关系，“语言”是对世界的再现，是对外在东西的形象或概念的再现，[5]“人的表达总是现实的和非现实的显现和再现”。[6]外在世界与观念（或思想）起决定作用，决定语言。 传统语言观下写作中的“真情实感”呈现出鲜明的后喻文化价值取向，采用“过去时”的写作姿态，写作依附于生活，基于已经发生的、经过观察感悟后事先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