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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与管理（正文）上 朱熙杰 中国传统文化与管理： 近年来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姑且称作“正反方”吧： * * 四川经济管理学院 二OO六年四月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藉华人学者杨振宁先生，于2004年9月3日在“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以“《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为题，提出观点称“《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杨提出原因有五：一是中国传统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即是比较注重实际的，不注重抽象的理论架构；二是科举制度；三是观念上认为技术不重要，是“奇技淫巧”；四是中国传统里面无推演式的思维方法；五是有天人合一的观念。杨认为：四、五两点跟《易经》有着密切的关系。无可置疑，归纳与推演都是近代科学中不可缺少的基本思维方法，杨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是有归纳法，可是没有推演法。关于天人合一，杨认为“近代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的思想，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规律，与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能把它合在一起”。杨认为，至于“天人合一”的内涵强调“天人和谐”则是很对的。 我们再看看两位美国教授的观点。 美国斯坦福商学院教授柯林斯，20世纪90年代，先后出版了两本著作：《基业长青》和《从优秀到卓越》。在《基业长青》里，他把美国搞得特别好的十八家公司，视为高瞻远瞩公司，他持续运用中国二元哲学里的阴阳太极图，特意选择这个象征符号来代表高瞻远瞩公司的一个关健要素，这些公司“不用我们所谓的“非此即彼”来框限自己”——那是一种不能轻易接受矛盾的理性观点，认定两种表面冲突的力量或理念，不能同时并存，非此即彼的两分法指事情非黑即白，诸如： 变革和稳定不能并存。 保守和勇猛不能并存。 低成本和高品质不能并存。 创新的自主性和一贯性及严格控制不能并存。 为未来投资和短期优异表现不能并存。 靠有秩序的规划以追求进步和机会主义式的探索不能并存。 为股东创造财富和为人类行善不能并存。 理想主义（价值观导向）和务实主义（利润导向）不能并存等等。 高瞻远瞩公司则不受两分法的限制，而是用兼容并蓄的方法让自己跳出这种困境，使他们能同时拥抱 若干层面的两个极端。他们不在非黑即白之间选择，而是想出方法，兼容黑白，例如： 既有利润之外的目标，又在务实地追求利润。 既有相当固定的核心价值，又采勇猛的变革和行动。 既有以核心为基础的保守主义，又有大胆、果断、冒险的的行动。 既有清楚的愿景和方向感，又有机会主义式的摸索与试验。 既有胆大包天的目标，又有渐进式的演变和进步。 既选择坚持核心价值的经理人，又选择能诱导变革的经理人。 既坚持理念的控制，又拥有运作的自主性。 既有极为严谨的文化（几乎像教派）又具有变革行动与适应的能力。 既为长期投资，又要求短期业绩。 既达观，高瞻远瞩，面向未来，又优异地执行实际日常营运。 既创建根据核心理念安排的组织，又拥有适合环境的组织等等。 高瞻远瞩的公司，不希望把阴和阳调合成灰色，成为既非至阴，又非至阳，不清不楚的园圈，而是同时和随时以阴阳区分目标。对第一流人才的考验是，同时在心里坚持两个相反的理想，却仍然能够运作”，这正是高瞻远瞩公司做到的事情。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彼得·圣吉，20世纪90年代，出版了《第五项修炼》一书。在书中，有他的一篇中文版序，其中心思想是：希望你们—中国，为人类找出一条新路。他认为，现在的时代需要“重新观照整体”。然后他指出：“你们的传统文化中，仍然保留了那些以生命一体的观点来了解的万事万物运行的法则，以及对于奥妙的宇宙万有本源所体悟出极高明精微而深广的古老智慧结晶。”“在全世界都拭目以待的情况下，相信你们必定戒慎恐惧地期许自己，千万别重蹈西方人所犯下的错误”， “看看你们的进展。我们自然会想问，你们会不会步入工业社会的后尘？物质愈富足，就愈惟我独尊，傲视于自然秩序之上？你们会不会牺牲社会来发展经济？你们会不会变成另外一个不择手段地剽窃自然、以非永续性及危害后代的方式发展的社会？或者你们会找出一条新路？” 其实，对“正反方”的观点都应尊重和客观冷静的看待，因为任何一种思维方式都不是完美无缺的，西方的、东方的，都是一样。它们名有千秋，也需要兼容并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维，有它独特的优势，值得我们去挖掘、去发扬、去应用。 中国传统文化与管理，集中反映在《周易》、《四书》和《道德经》中。尤其是在《周易》中。 《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关于《周易》的历史演变，比较普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