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友人论学书顾炎武延展资料张岂之顾炎武日知录日知.doc

与友人论学书 顾炎武 四、延展资料 （一）张岂之：顾炎武《日知录》 《日知录》，明末清初大思想家、大学者顾炎武著。 顾炎武，字宁人，初名绛，因敬仰南宋文天祥的门生王炎午的忠贞品格，更名炎武。曾自署蒋山佣。学者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年轻时曾参加知识分子团体“复社”的活动；1645年6月在家乡昆山参加过武装抵抗清军的斗争，失败后在大江南北隐姓埋名生活达二十年。1657年（清顺治十四年）他离开江南，先后到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游历考察史地，拜谒明十三陵，并访问学者。1681年在由陕西华阴到山西曲沃的途中患病，于1682年正月初九逝世，享年70岁。 顾炎武崇尚实学、博极古今，于诸经群史、历代典章、河漕兵农、天文舆地、艺文掌故、音韵训诂靡所不究，著作有《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日知录》、《韵补正》等。其中《日知录》是他积三十余年读书有得，编次而成。自言“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是他一生学问和思想的结晶。 《日知录》初刻本为8卷，于1670年《清康熙九年》刻于准安，称符山堂初刻本。后来作者陆续有所增补，于1676年（康熙十五年）成三十卷。今本32卷是他的弟子潘耒于1695年（康熙三十四年）在福建建阳刻印的，那时顾炎武逝世已十三年。 《日知录》是笔记形式的著作。用潘耒的话说：“此《日知录》则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者。”（见潘耒序文）顾炎武曾把其内容概括为上、中、下三篇，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文。《四库全书提要》对其内容有进一步的分述，说：“书中不分门目，而编次先后则略以类从：大抵前七卷皆论经义，八卷至十二卷皆论政事，十三卷论世风，十四卷十五卷论礼制，十六卷十七卷论科举，十八卷至二十一卷皆论艺文，二十二卷至二十四卷杂论古义，二十五卷论古事真妄，二十六卷论史法，二十七卷论注书，二十八卷论杂事，二十九卷论兵及外国事，三十卷论天象术数，三十一卷论地理，三十二卷为考证。”潘耒对此书评价很高，认为此书“凡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考正其缪误，至于叹礼教之衰迟，伤风俗之颓败，则古称先，规切时弊，尤为深切著明，学博而识精，理到而辞达。是书也，意惟宋元名儒能为之，明三百年来殆未有也。”（潘耒序）顾炎武的实学思想和学术见解在这部书中得到了比较系统的发挥。 一、《日知录》与顾炎武开放的文化史观 处在明、清交替的历史时期，顾炎武所画临的现实问题不止是王朝更替，其中还包含有华夷之辨，如何进退出处，如何看待个人生存的价值等问题。顾炎武作了认真的思考，并在反省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依据的过程中提出了他开放的文化史观。 首先，他把亡国与亡天下区分开来。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所谓王朝更替，“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微号，异器械，别衣服”，带来的仅仅是名物度数等方面的某些变化，而不可能改变和触动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礼制文化。朝代兴亡，首承其责者是那些食君之禄的肉食者，而当礼制文化面临危机时，即亡天下，此时“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由于顾炎武对清文化程度的低估，由于他对清王朝适应汉文化的能力缺乏了解，他主观上把明朝的倾覆首先视为一种文化的倾覆，而把他个人所处的进代视为礼制文化的存亡之秋。也正因为这一原因，他集亡国之恨与文化忧患于一身，表现出他誓为明朝遗臣，拒不与清王朝为伍的品格，并借诠释经文，对那些托辞君父之仇而投靠清王朝的明朝官吏表示了痛恨。 其次，面对清王朝的建立，顾炎武相当冷峻地反省了明王朝之所以灭亡的历史原因，并进而探究历代以来的文化危机和得失，提出了他开放的文化史观。 顾炎武认为，礼制文化的基石在于《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周礼》、《仪礼》、《礼记》以及《论语》、《孟子》。五经的精神实质即在于使自然人成为文化人而“曲成万物”。它指出人类之所以为人的特点，并告诫人们：只有在切实的人伦日用各种道德关系的亲身践履、以及对自然界的能动改造过程中，才能得到生命意义的提升：“古之圣人所以教人之说，其行在孝悌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进退，其文在《诗》、《书》、《礼》、《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去就交际，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罚。”（《日知录》卷十八“内典”条）并在诠释“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条中说：“夫子之教人文行忠信，而性与天道在其中矣。”(《日知录》卷七)认为并没有在人伦日用之外的所谓境界。 顾炎武认为，自汉代以后，历代官僚、学者都很少能够全面地领会五经及孔孟所开辟的文化精神，出现了种种流弊，其中典型的是清谈和流入佛老。顾炎武认为明代中后期和魏晋时期一样，士大夫空疏浮虚，崇尚言辞，摒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