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析严复信达雅说与泰特勒翻译三原则.docVIP

　　辨析严复“信达雅”说与泰特勒翻译三原则 摘要：首先介绍严复“信达雅”说和泰特勒翻译原则，然后对二者做一横向比较，从文化渊源和理论内容本身的差异来论述，对比二者的异同，以此证明两者分属中西方传统译论的宝贵遗产，从而阐释相似及抄袭说出现的原因。 　　关键词：严复；“信达雅”；泰特勒；三原则；差异 　　 　　一、严复的“信达雅”和泰特勒的三原则 　　 　　（一）严复的“信达雅” 　　众所周知，“信、达、雅”是1898年严复在其译作《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的“译事三难”。“信”由“修辞立诚”中的“诚”演化而来，它含义广泛，既包括对原文思想内容的信，也包括对原作风格神韵的信。“达”则指“辞达而已”中的“达”，即“达旨”，其前提是汉语表现要通顺。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矣。” 这显然是在说“达”比“信”更重要，严复是不是由此就不要“信”了呢？非也，请往下看：“……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即“达”的目的还是“信”。严复的“雅”则是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目的是“为达易”，“实则刻意求显”，是为“达”服务并最终服务于“信”的，是追求“达”的手段，而不是并列于“信”和“达”的第三个标准。因为严复预设的读者是士大夫和只是分子阶层，故而他要“求其尔雅”以迎合其读者的口味，或如王佐良先生所言，此为其“招徕术”。他认为用“近世利俗”的文字来翻译“则求达难”。他是在用自己认为最恰当的表现手段来达到其求“信”，求“达”的目的。由此可见，自“信”至“达”至“雅”都是在追求“达旨”即“意义不倍于本文”。“为达，即所以产信也”，求雅，“实则刻意求显”，亦即为达。求“雅”为“达”，求“达”为“信”，最后的落脚点在“信”上，既一元论，同时又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既互为条件，又各自为独立的副标准。此可谓“信、达、雅”之真谛所在。 　　（二）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 　　1790年，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在他的著作《论翻译的原则》中指出：“我想这样描述以下好的翻译：原作的长处应完全无损地移入另一种语言，使移入语所属国的本地人能够明白地领悟，鲜明地感受，如同使用原作语言的人所领悟，所感受一样。”（王宏印，2003：103） 　　泰特勒翻译三原则的具体内容是在这个定义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而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泰特勒非常注重对原文的忠实。 　　泰特勒提出的三原则为：“（1）That the Translation should give a plete transcript of the ideas of the original anner of e character with that of the original；（3）That the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all the ease of original position.”“（1）译作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2）译作的风格和手法应和原作属于同一性质；（3）译作应具备原作所具有的通顺。”（谭载喜，2006：129）泰特勒指出，这三项原则是好的翻译所必备的条件，它们次序的排列是恰当的、 自然 的，是按重要顺序排列的，如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要牺牲某一个原则就要注意到它们的次第和比较上的重要性，决不能颠倒主次，以牺牲思想内容的忠实来求得译文的优美和流畅。 　　 　　二、两种理论的文化渊源 　　 　　（一）严复翻译的文化渊源 　　国内有学者认为“信达雅”受到泰特勒三原则的影响。其实信、达、雅的思想早见与1700多年前 中国 佛经翻译家支谦的理论。据钱钟书先生考证，严复的“信、达、雅”三字，在三国时支谦写的《句法经序》中，皆已见到，问云：“仆初嫌其词不雅。维祗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令易晓勿失厥以，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今传梵义，实宜径达。’是以自偈受译人口，因顺本旨，不加文饰。”按“严”即“庄严”之“严”，与“饰”变文同义。可见，信、达、雅这三个字，早在1700多年前支谦的这段文字中逐字拈出。此后，“信达雅”仍零散地出现于其他翻译家的译论中。清朝时期，另一位被人忽略的翻译理论家马建中在1894年，即严复的“信达雅”发表的前五年，在《拟设翻译书院》提出了好的翻译必须具备的三个要求：（1）译者精通洋语洋文兼善华文，知道两种语言的相似处和差异；（2）译者应该全面了解原文的意思、精神和风格，并把这些在译文中准确地表达出来；（3）译文和原文应没有差异，即译文和原文是一样的。这些要求概况起来就是“信”，从内容意指到风格效果无所不信。与严复的原则相比，马建中对翻译的要求更为普遍，被认为是翻译的最高原则。由于马建中是位语法学家而非翻译学家，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