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代次重要人物探究几点思索.docVIP

对近代次重要人物探究几点思索在近代历史研究中，人物研究中对重要人物和次重要人物的解剖是非常有价值的课题。近十年来，对一些与重大历史事件有关的关键人物如袁世凯、汪精卫、张学良、蒋介石等人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显著成果。需要注意的是，一些次重要人物或者作为个体或者作为群体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2011年在上海召开的“民国人物的再研究与再评价”学术讨论会中，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姜义华认为，“在对有影响、有代表性的知名人物展开深入研究的同时，通过群体研究将民国时期各种各样的小人物、处于社会底层的草根型人物放入研究范围之内，是民国人物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笔者同意这种主张，但是本人在这里探讨这样一些人物既非有着一流的影响力，也绝不是草根阶层，暂且称之为“次重要人物”，或“非枢轴人物”。 一、注重“次重要人物”研究的多面性 近代中国，无论是政治制度、经济体制还是文化内涵都发生了较大变化。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变迁，人物的思想或行动也会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变动，或者迎合历史的发展方向，或者违背历史的潮流，或者是时而走向正面时而滑向负面。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所罗福惠教授曾指出：“要焕发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活力，繁荣史学研究局面，途径之一是在研究和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时，充分考虑事件的复杂性和人物的多面性，努力避免因范式、标准等形式的先入主见而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关于“范式”和“标准”，罗福惠教授提出自己的解释。在他看来，“范式”也可称为一种模式或者是框架，即根据研究者所采取的立场和态度及具备的一系列认知要素与价值取向，从而形成一种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思考方式；“标准”则是由这种范式决定的判断人物和事件的是非善恶、优劣高下的准绳和尺度。显然，罗福惠教授在这里强调的是在研究人物时一定要充分考虑人物的复杂性，同时要从不同角度对人物进行剖析。关于他的这一主张，华东师范大学谢俊美教授也有类似的提法。谢俊美教授认为：“研究近代人物要注意人物的转化，这也是研究人物的社会性很重要的一点。写人物生活经历、思想活动，均需要有一个社会性在头脑里，但不是千篇一律地贴标签。” 笔者非常赞同两位教授关于人物研究注重多面性的看法，并且认为“次重要人物”似乎更需要从不同层面进行剖析，从而使得“次重要人物”的形象明朗化。以笔者较为熟悉的民国经济学者为例。这样的一批经济学者主要有：陈振汉、藤维藻、郑独步、罗敦伟、寿勉成、吴藻溪、龚俊、谷春帆、高亨庸、韩稼夫、章友江、简贯三、冀朝鼎、勇龙桂、伍启元、粟寄沧、高叔康、陈伯庄、漆琪生等。 研究这些所谓“次重要人物”最大的困难恐怕就是史料的局限性。除了马寅初之外，民国时期大部分经济学家著述有限，刘大钧、何廉、方显廷亦不例外。由此可知，研究次影响力的经济学者难度之大，这就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细致探讨，也可说是进行网络研究，不外是血缘、地缘、学缘、宗教、权势、利益网络，并且注重阶级分析方法、政治社会分析方法、知识与心理分析方法具体化。 二、将“次重要人物”作为研究问题的路径 正如上文所言，“次重要人物”研究确实存在史料局限的困难，除了增加人物自身多角度研究之外，还要注意研究视角的转换。张太原《从研究对象到研究路径》一文，透过近年来对傅斯年的研究，提出研究人物的新视野。他说：“人物研究走到一定程度，常常会出现选题的困难。以傅斯年这样一个并非超重量级的人物为例，新世纪以前，海内外已有几百篇论文和十多部专书，似乎再难问津。但是如果改变研究取向，把研究视点从人物身上移开，转向与其相连的人物、社会存在及历史变革，即把研究对象变为研究路径，则可以无限扩大人物研究的范围。” 笔者同意张太原教授的观点，并认为这种提法在具体操作上国外学者已经做到了这一点。美国学者柯文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除了探讨王韬个人形象外，最后一章“中国近代史上的沿海与内地”以王韬为切入点，将研究范围扩大至一批沿海地区早期的改革者。这些早期的改革者在柯文看来可以分为三个小组，属于沿海的人物有容闳、何启、唐景星和伍廷芳。接下来的一组改革者虽与沿海联系极强，但他们又具有牢固的中国学术、文化基础。属于这一类的人物有王韬、郑观应、马建忠和马良。最后，还有少数早期改革者，他们直接与沿海或西方有重要联系，但他们基本上都是中国内地的人物。冯桂芬、薛福成、黄遵宪和郭嵩焘就是其中的突岀代表。针对上述早期的改革者，柯文这样说，“我将以他们的经历为素材，试图解释改良主义思想受沿海制约的特定道路”。 不难看出，柯文在最后一章的研究显然突破了关注人物个体研究的限制，升华了研究的主题。这种突破不仅表现在将人物个体回归到群体之中，从而映照了一个群体形象，更表现在突出的主题上，不再是单纯研究个体人物，而是把王韬和他所在的群体作为一个支点，从而窥探改良主义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