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公署-香港廉能精神寄托.docVIP

廉政公署:香港廉能精神寄托2012年，新鸿基地产和特区长官曾荫权让廉政公署成为媒体的焦点所在。 廉政公署是香港政府的防护墙，也是社会的良心。其本来是香港行政长官的特派机构，直接向特区长官负责，但这一次，这把反腐败的利刃却刺向了顶头上司。 曾经的香港，很腐败 廉政公署的早期全称是“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顾名思义，这是一个最高行政长官的派出机构，它直接隶属于最高长官，独立于复杂的官僚机构，是手握反腐败尚方宝剑的“钦差御史”。香港是世界上最廉能的城市之一，一直位居亚洲三甲，而这一切都拜廉政公署所赐，99%的香港人信任廉政公署。它已经不仅是反腐败的机构，更成为香港人的精神寄托。 谁也不会想到，半个世纪前的香港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地区之一，英国媒体关于香港的报道中有70%以上的新闻与贪污有关，换言之，贪污腐败已经成了当时香港的标志，也是香港的耻辱。 彼时的香港和现在很多地方一样陷入了一种腐败的陷阱之中，就像那位贪污了500万港币的警司韩德所说的：“贪污在香港警察队伍中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晚上睡觉、白天起床刷牙一样自然。” 在腐败陷阱中挣扎的国家和社会，会出现这样一个奇怪的景象：腐败已经不再是一种现象，而是一种思维方式。贪污和行贿是连体儿，没有行贿，贪污不会泛滥成灾，无权无势之人对贪污深恶痛绝，但是遇到麻烦，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找关系”。腐败的陷阱就像黑洞一样蚕食着人们对正义的信念。 对于一个现代社会而言，法治及其法治信念是社会秩序的黏合剂。可悲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警察成为腐败的重灾区。警察本来是秩序的化身，是社会正义的守护者，但彼时却成为贪污腐败的“领头羊”。据保守估计，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警察队伍从黄、赌、毒中获得赃款高达10亿港币。 警察的腐败已经不是现象，而是一种“制度”。2009年拍摄的《金钱帝国》就是反映当时香港警察的腐败，虽然历史情节是压缩在一部电影之中，但基本把当时的腐败“套路”讲出来了。 毒品交易是暴利行业，从“金三角”运来的毒品从香港中转，而且香港本地就有8万吸毒者。香港的毒品交易由几个重要的帮派垄断经营，背后则是警察势力做靠山。警察当局给这些贩毒者发放“特许证”，得到警察当局首肯的贩毒者自然可以日进斗金，当然，他们的利润要与警察“分成”。一个叫“阿福”的刑事犯获得警察的许可，每天“上贡”1万港币。 得到警察当局许可的贩毒集团可以“自由经营”，警察会对他们的行为视而不见，如果遇到缉毒行动会提前知会他们。缉毒行动成为警察维持贩毒秩序的行动，不得警察当局欢心的贩毒者就要被清理出局。除了毒品之外，赌场也是暴利的渊薮，当然也少不了警察的介入。大的赌场要将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利润“孝敬”给警察。如果一个赌场赌资有60万元，利润差不多有2.5万元，至少要给警察1万元以上。 警察腐败成为一种制度的重要表现就是，警察不会亲自收钱，而是会通过“中间人”。“中间人”是警察的收租人，帮助警察从贩毒集团、赌场和妓院收取保护费并分赃。更绝的是，为了分配数目庞大的赃钱，竟然需要雇佣会计。贩毒集团“孝敬”的钱很多都是从外国银行支付的。由此可见，贪污腐败已经成为香港经济社会的“润滑剂”，没有这些黑钱，黄、赌、毒就无法运转下去。 腐败，几乎是任何制度都难以避免的痼疾，尤其是缺乏独立司法机构的社会更是如此。香港的腐败已经严重影响到其国际形象，反腐败的立法不断地推出，机构也在不断革新，但是效果却令人气馁。 1948年香港有了防止贪污的法令，司法机关可以对嫌疑人的账户、消费情况进行调查。到了1959年调查的权限扩大到官员的私人账目，如果一个官员的消费水平已经远远超过其合法收入的话，就可以调查、开除这位官员。 法规是一回事儿，法治是另外一回事。即便有了严峻的法令，香港的腐败还是如野草一般滋生。为什么呢？因为反腐败的机构就在腐败队伍之中，警察局内部有一个反贪腐的科室，换句话说，警察要自我检查、自我监督。公众对这样的反腐败机构缺乏信任，如果实名举报，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还可能受到报复。 此外，反贪腐的机构没有独立性，与警察是“一家人”，他们之间存在着人员流动，今天在反对警察腐败，明天可能就成了警察腐败队伍的一员。这样的反腐败只能陷入越反越腐败的怪圈之中。 1971年香港试图使反贪腐机构独立于警察队伍，但是遭到警察当局的抵制，只是通过了新的反腐败的法律，扩大了对官员的审查的范围，如果官员无法对自己的财产来源进行充分说明，那么就要面临免职、罚款10万元的惩处。反贪机构的行政等级有所提升，人员编制也在扩大，一些没有污点的新人被招聘进来。新的机构有所进步，一些警察涉嫌贪腐而被免职或者判刑，但是这对于扭转香港的吏治败坏也只是扬汤止沸而已。 在警察队伍中要保持洁身自好也并非易事，因为这是一个大酱缸，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