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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土地优化配置模型耕地生态补偿框架摘要 耕地资源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的属性决定了耕地利用的私人最优决策与社会最优决策存在不一致,难以达到土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通过土地优化配置模型分析,可知目前经济发展中缺乏考虑难以量化的生态非使用价值,解决外部性问题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有效手段是建立政府干预的耕地生态补偿机制,把生态非使用价值的部分价值补偿给农民。耕地生态补偿的核心是如何把生态非使用价值进行合理量化和确定合理补偿标准,而合理补偿标准确定能更好解决生态服务的最优的供给问题,真正使生态补偿起到对正外部供给的激励和对负外部性释放的约束作用。本文从土地资源优化配置角度探讨耕地生态补偿必要性和尝试建立耕地生态补偿的核算基本理论框架,认为耕地提供净生态效益是核算补偿的基础,但同时需要考虑地块特征、空间特征、个体特征对生态补偿影响,不断修正补偿量,根据实际需要,确定切实可行、现实有效的标准,确保补偿标准更能揭示个人的偏好和效用,为耕地资源的保护和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提供科学保障。 关键词 外部性;生态补偿;耕地 中图分类号 F30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10-0097-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10.017 耕地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提供粮食、纤维、燃料等市场产品和伴随而来水的调节、气候调节、审美和文化服务等非市场产品。然而随着经济建设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镇规模不断向外扩张,致使耕地非农化加剧,造成耕地数量不断减少。另一方面,生产者追逐短期较低经济利益,农药、化肥的过度使用,导致地下水污染产生,土壤的重金属化、农药等有毒有害物质的残留问题,致使耕地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和土地退化的可能性表现得日益明显。所有的这些因素促使耕地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在逐年降低,生态服务功能的价值在不断丧失。据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MA)2005年评估测算显示,翻了一番的世界人口和增长超过6倍的全球经济对生态系统产生巨大的需求,但大约全球2/3的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却是不断下降的[1]。在经济发展与土地利用过程中,凸现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冲突,如何矫正这一不协调发展模式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 1 问题的提出 耕地资源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耕地的这种属性使得耕地边际私人收益与边际社会收益相偏离。运用Pigou的说法,当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相等或者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不相等时,就会存在外部性问题[2]。外部性对社会产生益处,经济活动主体不能因此得到补偿,而对社会造成的外部不经济,经济活动主体不会为自己的破坏行为负责,外部性是出现市场失灵,生态环境保护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直接原因。对于农地本身和农作物尺度的影响,农民有直接的管理权力,而且也愿意提高私人成本活动以获得私人收益。例如,土壤肥力的管理、害虫控制等。在宏观尺度上,农民面对古典经济学上的外部性和公共资源使用问题,例如,害虫管理策略恢复、景观复杂性、减少杀虫剂的污染影响等,大尺度提高资源的服务能力,对一个农民来说成本很高,而且很难排除其他人获得服务(非排外性)[3]。经济外部性暗示农民缺少提供服务激励机制,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如何能使正外部性的提供者继续提供正外部性,使负外部性能不断得到缓解和约束呢?财富最大化的经济行为主体无法使负外部性内在化,唯一的原因是实际交易成本比期望收益大的多。众所周知Pigou解决这个问题通过征收庇古税。科斯解决这个问题通过经济主体之间的谈判,科斯认为如果交易成本为零,财产权明确,经济主体能通过谈判方式得到一个有效地结果。Arrow认为解决外部性的问题需要建立一个外部性的市场[4]。假设一个公司生产污染品,其行为为损害另一公司,污染权竞争的市场可能会得到一个有效的结果。Varian设计所谓的补偿机制使外部性内在化,鼓励公司能正确揭示他对别人造成影响的成本[5]。无论哪种方法,最终的目的是使外部性内部化,通过补偿的模式,使外部性生产者的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 2 耕地生态补偿必要性 耕地作为稀缺的自然资源和不可替代的生产要素,决定土地资源的配置和相关收益。耕地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农产品的重要性和耕地保护中的生态功能。开敞空间、景观、文化服务等农地非实物性服务决定农地的公共产品属性和产生外部性问题,造成农地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难以达到土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Pareto)最优,政府干预是不可避免的。 2.1 土地优化配置模型 马爱慧等:基于土地优化配置模型的耕地生态补偿框架中国人口#8226;资源与环境 2010年 第10期土地利用过程中,仅当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