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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传统道德与“新生活运动” 　　摘要：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发起了一场“精神方面的重大战争”，即所谓“新生活运动”。实质是要假借恢复以“礼义廉耻”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道德来进行社会变革，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关键词：“新生活运动”；传统道德；蒋介石 　　一、 “新生活运动”的缘起 　　任何一场社会运动的产生皆有复杂的原因，蒋介石发动这场“新生活运动”也不例外，它同样具有错综复杂的深刻根源；且因我们无法复原历史，无法直面蒋介石本人的真实想法，所以导致学术界对“新生活运动”的缘起问题观点颇多，莫衷一是，而且诸多看法及观点都有着支撑自身理论体系的充足理由和翔实证据。但实际上，“新生活运动”的产生并不是单一的一条导火索就能引燃的，而是一系列纷繁复杂的矛盾促成的，对于新生活运动的缘起要从多个方面、多维视角来审视，才能更加全面透彻地了解新生活运动。 　　首先，由于国民党的总体决策是要攘外安内，“安内”就是要将所有异己力量消灭，其主要矛头就是要对准共产党。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蒋介石大量调集和训练军队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力图有力对手共产党，达到统一全国、巩固个人独裁的目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通过在全国内发动武装起义、建立大大小小的革命根据地、发展正规军队等与国民党一决高下，使得蒋介石愤怒不已。由此可见，打击共产党成为蒋介石当时巩固统治所背负的最艰巨任务，他曾说“赤匪不灭，军人之羞”，“反共”可谓是“新生活运动”的直接导火索。 　　其次，国民党内部叛变纷争与政权巩固困扰着蒋介石。在中央红军反“围剿”胜利及“抗日反蒋”浪潮的推动下，国民党内部有相当一部分曾经参加过围剿共产党的军队叛变，他们举行起义，改编为红军，在蒋介石军队中引起极大震动，削弱和打击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及蒋介石权威。为同国民党内部诸多政治派别和地方势力进行斗争，强化个人权威和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希望通过“新生活运动”来加速他的目标实现。 　　再次，由于蒋介石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性，想要在国民党内站稳脚跟、在国民党内树立自己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威，必须想方设法寻找一种能够让大家接受的所谓“合情合理”的方法来抬高并巩固自己的权威和地位，最终想到建立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来规范和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让人们顺其自然地归顺于他，由此便产生搞一场精神领域社会革命的念头。 　　最后，抗日呼声愈发高涨，安抚人心任务迫在眉睫。而此时蒋介石却采取不抵抗政策，并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更有甚者，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协定，使得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遭到全国人民一致谴责。在这种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在民族凝聚力空前加强的危情之下，蒋介石迫于外界强大政治和舆论压力，只好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缓和日益紧张的矛盾，控制人民日益高涨的“反蒋抗日”气焰，最大程度减轻、缓和自身受到的强压。基于以上原因，蒋介石发动了“新生活运动”。 　　二、“新生活运动”的实质 　　蒋介石清醒意识到一系列复杂多变的矛盾，企图更好、更隐蔽地解决这些紧迫棘手的问题，他不再仅从正面军事对抗入手，反而选择一个更有力的侧面即从意识形态、精神领域突破防线。蒋介石以“复兴民族，建设新国家”为借口，假借中国固有道德在传统社会的普遍认同，企图在中华大地上恢复“礼义廉耻”等传统道德观念来达到彻底打击共产党、统一思想、弱化矛盾、加强个人独裁、维护和巩固自身统治的目的。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打起“恢复中国固有道德、求民族复兴”这面大旗，开始一场“精神领域的战争”。随后每年的这一天都被定为“新生活运动”发起纪念日。“新生活运动”的主要内容可算是独辟蹊径，分别将中国传统道德“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进行重新诠释，打造成为“新生活运动”之“四维”与“八德”。旨在通过将这些重新诠释后的所谓传统道德推广到全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去，使之成为必须遵守的道德准则，以此来转变社会风气，迅速建立抵御外侮复兴中华民族之基础。依于此，蒋介石将这场悄无声息的政治色彩极浓的意识形态层面的战争转化为“摒弃国民粗卑生活，提倡国民过健康生活”的社会改良运动。 　　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之内容》中，对原有“礼义廉耻”做出新解。他认为礼义廉耻四维之间有着紧密关联，耻是行为之动机，廉是行为之向导，义是行为之履践，礼是行为之表现。四者相连贯，发于耻，明于廉，行于义，而形之于礼，相需相成，缺一不可。否则，礼无义则奸，礼无廉则侈，礼无耻则谄，此奸，侈，谄，皆似礼而非礼者也。从这四者的紧密关联可见，“礼”是四维之中心，“义”“廉”“耻”都是在“礼”的基础上延伸出来的。“礼”之主旨是让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做什么事情都要以道德准则和道德规范为最终衡量标准。而在国民党发动的“新生活运动”中的“礼”之内涵，就是蒋介石政权之下的一切国家纪律和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