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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我国罪刑法定司法实践摘要：罪刑法定原则对于限制司法权的滥用，保护人权与自由，以及由此确立的地位已是不容质疑的问题。然而，回到我们的司法实践中，刑事司法案竟该怎样认识罪？是不是刑法写进了罪刑法定原则，我们的司法就真的能完善和美好起来了？我们在运用这一原则时是否存在明显的不足？那又该如何完善呢？本文将对有关罪刑法定原则的一些问题进行阐述。 关键词：罪刑法定 司法实践 独立 法官 观念 舆论 一、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现状 我国现行刑法中第3条中明文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是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体现。作为民主国家，对现代法治原则的认可是自然的，司法独立也就应该成为法治的必然要求。但是，由于历史传统、文化观念、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虽已建立了独立的司法组织系统，但在实践中仍面临着诸多严峻的问题： （一）法院不独立： 我国1982年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事实上，法院独立并没有实现，表现在：1、在外部关系上不独立。立法规定保留了党的机关干预司法的可能性，实践中，各级党委干预审判的现象屡见不鲜。其次，地方、部门保护主义严重。法院在人、财、物方面意志由行政机关管理和支配，它的组织关系、福利待遇、物质准备、办案经费都要有地方政府负责，这就使得地方法院不得不受制于地方政府。在内部关系上完全独立法院。第三，行政权间接地制约着司法权。在现行体制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法院的人事任免和财政供给分别受同级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控制，导致实践中他们也有可能利用工作指导、人事任免、经济控制等权力来贯彻自己的意志，从而产生对审判权的非程序化。 2、在内部关系上不完全独立。法院的这种内部关系上的不独立，主要在于行政的级别上。在我国，现行司法辖区与行政区划合一的体制，决定了不同层级的法院之间，绝不单纯是不同审级的关系，而是具有行政意义的上下级领导关系。上一级法院有权对下一级法院的工作进行指导，甚至对个案进行“提前介入”的干预，而下一级法院因处于被领导地位而不能不接受来自上级的“指示”，有时甚至还主动对酒案件的判决向上一级法院请示汇报。不同层级之间的这种关系，实际上就是给不恰当的司法干预提供了空间。 （二）法官对案件的无所适从 马克思曾说过，法官除了法律应没有别的上司。这就充分说明了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应该是独立的。但我国法院内部管理体制以及法院的审判体制等相关制度导致了法官没有独立审判的余地。同时，法官在受到外部干预时如何正确运用自由裁量权，对法官的能动性，法律素养，法律职业道德修养提出了很高要求，这对现阶段的法官是一个考验。 （三）对罪行法定原则的理解简单 司法实践中将罪刑法定原则理解得过于简单化和庸俗化的现象，表现为简单地认为只要依法办事就行了，或者一旦出现刑法在字面上的规定不明确时，要么不知所措，要么就使出向上级法院“请示”一招，这一点从新刑法实施后各地法院对刑事审判中遇到的难以理解的“罪”或“刑”的争论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各类司法解释，包括对各地办案机关提出问题批复的数量和频率即可得到印证。 （四）舆论民愤的干扰 民众的情感往往是情绪化的，很少诉诸理性，而且往往会为一些势力所引导，不能准确地判断犯罪的危害性。这样，犯罪人很可能承担过重的处罚，而且无辜的公民也可能受到非法处罚。诉诸民愤的司法操作以及社会舆论与新闻媒体的司法权干扰的司法操作往往是一种泛道德主义的司法，在很多情况下，它可能无视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那些对于引起结果完全没有刑法上因果关系的行为人，也可能在民愤的强烈压力下承担不应有的刑罚，在当下中国的司法实践中，此类案件比比皆是，它无疑是罪刑事法定原则的一大困境。 二、贯彻落实罪刑法定的途径 罪刑法定在刑法中的规定，并不意味着已经实现了罪刑法定，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罪刑法定原则是否实现应该另有要求，不是规定了一个条文就万事大吉了。我国刑法第3条的规定提出了要实行罪刑法定的宣言，如何使这种宣言得到实现？ （一）强化制约机制 现代法治国家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应由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彼此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又相互监督、制约，形成一个合理的制衡和促进机制，而不是存在行政权亦或立法权对司法进行干预的局面，切实维护法院，法官依法独立审判的权利。 （二）提高法官素质 在法治社会中，作为社会救济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独立、公正等诸多价值实现也离不开高素质的司法人员。古语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好的法律制度能否实现，关键在于执法之人。西方哲学家培根指出：“一次不公正的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