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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代秦国的崛起模式论商鞅设计的秦国崛起模式秦国为什么能够在战国时代胜出，成为最后的统一者？可列入讨论范畴的因素很多。如地理位置、外交策略、军事实力……等。但就维持一种长达百余年的攻击态势而言，上述因素显然不足以成为主导——据学者统计，“从公元前356年（商鞅变法之年）到公元前221年（秦灭齐完成统一），秦国在96场有大国卷入的战争中发动了52场战争（占54%），并取得了其中的48场胜利（占92%）”。惟有保证对资源的强大汲取能力，才能维持如此高频率的对外战争和如此高比例的战争胜率。这种强大的资源汲取能力，依赖于商鞅变法为秦国带来的严酷的基层控制体系。简而言之，为强化国家对民众的直接控制，商鞅采取了如下措施：1、摧毁一切有组织的“中间力量”，使民众以原子化形态直接面对国家的汲取（1）打击贵族，推行以吏治国。欲使天下之人尽为君主之奴，必先使天下之人互不为主奴。先秦贵族的权力、土地和民众，不受君主直接控制。国家在汲取资源时，面对的不是原子化的自耕农，而是组织化的贵族。为维护自身利益，贵族会自发抵制国家的过度汲取。商鞅以成文律法的形式，推行无军功不授爵等制度，来打压贵族，推行以吏治国，吏的权利和任免完全操于君主之首。脱离了贵族“小共同体”保护的普通民众，遂不得不直接面对国家的汲取。这种汲取较之贵族更甚——学术界一般认为：商鞅变法后，秦帝国普通民众须向国家缴纳年产出的2/3。值得一提的是：无军功不授爵等律法，因平等对待贵族与普通民众，长期被认为具有“进步性”。这种评价大有问题。真正有意义的“平等”，必须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在法律层面上的平等，而非两个被统治者之间的平等（贵族相对民众，是统治者；但相对秦王和秦国，仍属被统治者）。对照欧洲历史，可以说贵族的消亡，是中国历史上一极重大的损失。5-13世纪的很多欧洲国王，只能在王室领地内直接行使权力，不能染指贵族的封地。宫廷和政府开销，须仰赖王室自己的收入，包括领地收入、司法收入、贵族缴纳的“封建协助金”等，若王室的收入不足用需另行征税，必须得到类似“贵族大会议”等代议机构的授权。“无代表权不纳税”等近代法治理念，即由此类制衡中诞生。（2）用成文律法，强制解散大家族。秦律规定：民众“不得族居”；“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家中有两个男丁而不分家者，田赋加倍征收；“父子兄弟同室共息者为禁”——禁止父子兄弟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大家族消亡后，原子化的小家庭直接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自然无力抵制其无节制的汲取。2、用告密手段、恐怖手段来控制民众（1）制造特务国家。商鞅规定：编民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一个编制里的百姓，若有人犯法，其他人不向政府告密，会被株连腰斩，告密者则可得到重赏。秦国被变成一个遍地告密者的“特务国家”。不独邻里之间，同床共枕的夫妻也负有互相告密义务。据睡虎地出土的秦简，秦律规定：丈夫行盗，妻、子知情，并共享所盗之物，妻、子与丈夫以同罪论处。凡盗窃及其他犯罪，同户之亲属都须连坐。反之，如丈夫犯罪，妻子在案发前主动告密，则妻子的嫁妆可以不被没收。这种告密制度，将民众牢牢捆绑在国家机器上不得动弹，也导致社会风气的严重败坏。据《汉书·刑法志》记载，直到汉文帝时代，民众乐于告密的风气才得到扭转。（2）恐怖主义治国。秦法暴虐，与商鞅的个人理念有关。在商鞅看来，要震慑民众，使他们不敢触犯朝廷的法律，必须轻罪重刑。用死刑来惩罚犯轻罪之人，用酷刑来处死犯大罪之人。犯轻罪而处死，就不会有人敢犯重罪（“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以至矣”）。《商君书》里还说，犯罪发生之后再来惩罚，已经晚了；政府必须在民众实施犯罪之前惩罚他们（“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疑罪从有”，一旦被怀疑存在犯罪可能，即进行严惩）。3、把制服本国民众，放在治国的第一位《商君书》里说：“昔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够制服天下的统治者，必须先制服他的百姓；能战胜强敌的国家，必须先战胜他的百姓。在商鞅看来，制服本国百姓，最重要的工作是要懂得愚民、弱民。（1）全方位愚民。商鞅为秦国制定的国策，以农、战为核心。秦国民众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农耕，要么征战。经商、求学、耕作达不到政府的要求，本人及妻子儿女就会被抓起来沦为官奴。在商鞅看来，除了农耕和作战，其他行业如商贾、隐士、学者、游士、手艺人，对国家都是有害的。因为这些职业的存在，不利于让民众保持愚昧。国家要强盛，必须消灭“五害”，必须彻底愚民。《商君书》里说得明白：“民愚则易治也” ——民众愚昧，就易于治理。“民朴则弱，淫则强；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民众没有知识就弱，有知识就强；民众弱，就安分守己，民众强，就会逾越本分对抗政府。要怎样让民众保持愚昧呢？商鞅提供了三种办法：一是要驱逐知识分子，烧毁诗书；二是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