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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为芹辛苦见平生1947年的秋天，周汝昌的命运被一只装着书的篮子所改变。他的名字从此与《红楼梦》相关联，直到他于2012年5月31日去世，几十年中，人们想到他时，头脑里浮现的第一个词是：红学家。尽管他并不愿意如此被人称呼。 作为在校大学生的周汝昌，那年秋天来到燕京大学图书馆，他想借阅的是敦敏所著《懋斋诗钞》。查找了书柜里的卡片，显示馆中藏有此书。馆员把他填好的书单放到篮子里，传至楼上书库。当篮子传下来时，《懋斋诗钞》已躺在其中。周汝昌大喜。书上附着的借书卡一片空白这么多年来，从未有人借过。对于“红学”来说，这是意义非凡的瞬间。“新红学”自1921年以后，已有多年波澜不惊。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和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分别于1921年和1923年出版。这是《红楼梦》研究进入新阶段的标志。在此之前，“索隐派”盛行。比如，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认为，《红楼梦》乃“康熙朝之政治小说”，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贾宝玉影射的是康熙废太子胤礽。胡适和俞平伯通过考证，得出前八十回是曹雪芹家史与自传，后四十回为高鹗续补。这是“自传说”。 然而，胡适和俞平伯对《红楼梦》的评价并不高。胡适认为《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俞平伯则认为《红楼梦》在中国小说史上只是二等。我们今日所见《红楼梦》崇高之地位，并非向来如此。 平生一面旧城东 在遇到《懋斋诗钞》之前，他与《红楼梦》似乎并无多少缘分。周汝昌1918年生于天津咸水沽，家境殷实。家中有草火园子。小时候，母亲常给他讲园中旧事，每次言及都感叹，那真像《红楼梦》啊。母亲藏有《石头记》，周汝昌找来翻阅。但他看了开头便无再读下去的兴趣，批语混入正文，语次混乱，“沉闷乏味”是他彼时感受。 1940年，周汝昌考入燕京大学。次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日本人解散，周汝昌失学回家。1947年，已经是3个孩子父亲的他再返燕园，进入西语系学习。“旧地重游，我已身世沧桑，年华老大。朝气难回，伤情易触。我心绪总带着凄凉的滋味。”他的四哥周祜昌，失业在家，阅读《红楼梦》打发时光。他所读版本有胡适所写之序言。胡适在序言里说他发现了曹雪芹友人敦诚的《四松堂集》，但敦敏的《懋斋诗钞》尚未找到。这两本书对于研究曹雪芹生平有重要价值。 周祜昌看到胡适这句话，便给弟弟去信，让他到燕大图书馆找一找，看能否寻得《懋斋诗钞》。不可思议的是，胡适寻遍中国都未发现的书籍，就这么被周汝昌不费功夫地找到了。 周汝昌细读了《懋斋诗钞》，对曹雪芹的生卒年有了自己的思考，随后写出《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斋诗钞中之曹雪芹》。此文于1947年12月5日在天津《民国日报》上发表。 胡适看到文章后，给素昧平生的周汝昌写信：“在《民国日报》图书副刊里得读大作《曹雪芹生卒年》，我很高兴。《懋斋诗钞》的发现，是先生的大贡献。”胡适早已名满天下，而周汝昌只是一位在校学生，这件事一时传为佳话。 胡适的鼓励对周汝昌投身“红学”起了重要作用。半年里，两人多次书信往来，所言皆是《红楼梦》。胡适还邀周汝昌至东厂胡同一号家中当面晤谈。更让人惊讶的是，周汝昌写信向胡适借其珍藏的《甲戌本石头记》，胡适立即托人送至其家中。看到珍本，周汝昌才知以往所见《红楼梦》已经过大修改。比如，《甲戌本》开篇是：“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而不是常见的：“作者自云，因曾经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 该珍本价值连城，胡适借给周汝昌后，何时归还都不过问，好像忘了有这回事。这让周汝昌非常感叹：“一个不深知的青年学生，他竟然如此信任，我想世上未必还有第二例。”几十年后，周汝昌回忆平生所交鸿儒硕学，认为惟有胡适够得上一个“大”字。 1948年12月，共产党军队兵临北平城，胡适在东单临时机场乘飞机离开。登机时只带了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周汝昌前些日子还给他的《甲戌本石头记》。 一卷红楼触百思 1953年冬，12岁的刘心武在北京读初一，他家所在的钱粮胡同对面有家书店。他喜欢读书，《红楼梦》已经读过。这天，他从书店的一本书中看到“红楼梦人物想像图”，大吃一惊，因为这与他自己头脑中想像的人物有很大不同。他将书买回家，读得似懂非懂，却“有读侦探小说的快感”。这本书是周汝昌于当年出版的《红楼梦新证》。刘心武认为此书是他对红学感兴趣的来源。 周汝昌此时已经举家赴蜀，在四川大学任教。《红楼梦新证》出版后，很快脱销，出版社在3个月内加印3次。在川大，一位平日交往不多的教师忽然跟周汝昌打招呼：“老周，你害苦了我。我日来患了感冒，正在难挨，谁想你的大作忽然买来了，我这一开读不打紧，整整一夜放不下了，次日病重了一倍还多。” 在海外，有人将《红楼梦新证》送给胡适。胡适认为此书虽有“可以批评之处”，却是一部好书，“周汝昌是我的红学方面的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