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新闻传播三种不良倾向.docVIP

女性新闻传播三种不良倾向如今，翻开报纸、打开电视、收听广播、点击网络，会发现到处都充斥着以女性为主体，以女性的生活为主要内容，以女性的观点为议论话题的新闻报道、栏目或节目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女性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和关注。与此同时，在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日趋成熟的今天，女性“被看”的现象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更加增强，成为噱头和卖点。针对近年来女性新闻传播的一些案例，笔者总结出三类具有典型特征的女性新闻传播不良倾向，以作探讨。 媚俗化：女性整体形象遭贬损 什么是媚俗化？米兰·昆德拉在其作品《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一书中，对“媚俗”做了深刻的研究。昆德拉解释说：“媚俗就是描述那些想要不惜一切代价取悦最大多数人的心态。”① 笔者以为，媚俗就是对受众中存在的低级趣味、猎奇心理、变态情绪和要求采取迎合的态度，也就是对受众浅层次的审美情趣，甚至感官趣味一味地迁就，其功利性往往很强。媚俗化一味地强调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致使很多媒体从业人员从选题、内容的策划到后期的采访报道，都简单地迎合受众的口味而忽视了舆论的引导作用，致使新闻媒体引领舆论的功能被严重弱化，甚至出现误导受众的情况。 媒体在女性新闻报道中，往往容易忽视新闻事件背后的社会价值，侧重以低级庸俗的趣味迎合受众需求。一些媒体对某些格调不高、社会价值较少、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事件进行夸张、炒作，甚至在重大新闻事件上避重就轻，忽略对新闻事件背后深刻的社会原因的探寻，过度关注细枝末节和表面现象，过分追求报道的生动性和趣味性，以制造轰动效应，吸引眼球。 例如，在报道重庆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原总队长陈光明的事件时，某些媒体直接引用网友透露的信息，说其“贴上了文强，做文强的情人，所以，指不定谁害谁呢！陈为了升官，不惜献身，最后，离婚了，连家都不要了”，这种报道方式，把严肃的新闻低俗化，变成了花边新闻和低俗小说。 《冷艳模特街头秀性感》、《女大学生求“包养”反被骗》、《揭秘女大学生色情服务现状》等热辣火爆的标题，以女性作为噱头，哗众取宠，不仅挑逗着受众的敏感神经，误导了受众的阅读倾向，也使女性整体形象遭到贬损。 对于媒体来说，过度强调娱乐因素，无视女性新闻应有的严肃性和重要性；过分注重“眼球”效应和“注意力”效应，而忽视了娱乐化“度”的把握；过分强化事件的戏剧悬念，或其煽情、刺激的因素，从而滑向了媚俗的境地，让女性新闻蒙羞。 暴力化：让受害女性遭受“二次伤害” 2011年11月8日，南方某报发表题为《妻子遭联防队员毒打强奸 丈夫躲隔壁“忍辱”一小时》的报道。在随后的媒体密集报道中，公众看到这样一个场景：一群手持话筒的人走进了一间堆满废旧电视机的房子，他们围着一个身材瘦小的男子，这名男子跪在地上，头深深地埋了下去，带着哭腔说：“我忍受的是所有男人不能忍受的耻辱和压力，求求你们了，出去好吗？”而这名男子的妻子，另一位受害人，则自事发后一直躺在家中不愿见人，也不愿与人对话，不吃不喝，精神失常，还时常撞墙，并有自杀行为，但蜂拥而至的媒体记者依然找上门，一直逼问到这名女子用被子捂住脸。 某些媒体记者对采访对象的“揭疤式采访”，对还没有从被侵犯痛苦中走出来的受害人来说，无疑又是一次巨大的伤害。 媒体的“二次伤害”是指“媒体对作为新闻信源的受访对象所带来的身心上的负面影响。这些受访对象通常是指灾民、幸存者、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及其家属，丑闻（负面新闻）的当事人，等等”。②尤其是对女性、少年儿童、残疾人等边缘弱势群体而言，媒体所带来的“二次伤害”是不容低估的，有时候甚至是致命的打击。 作为一起犯罪案件受害者，丈夫杨武和妻子王娟理应得到严密的保护，但个别媒体给杨武贴上“世界上最窝囊的丈夫”标签，强迫王娟接受采访。如此暴力化的采访，让广大受众唏嘘不已，而案件的主犯却在新闻报道中隐身藏形，这就很荒谬。 新闻媒体承担着传播信息的职责。面对各种新闻事件，有责任报道尽可能多的新闻事实，满足公众的新闻需求，但当事实已基本还原后，则应尽量避免重复采访受害者，尤其是避免让女性受害者回忆遭受强奸时的过多细节。 媒体在承担报道职责的同时，也承担着许多道德义务，要考虑到一些新闻事件细节的负面影响。记者很难将职业伦理和日常道德严格区分开，记者本身不是一个冰冷的“传声筒”。所以，媒体的道德底线不是市场竞争的规则，而是受众和社会能接受的道德底线。 极端化：过度女性主义偏离正道 女权主义源自西方，五四运动时期传入中国。目前，在国内多用女性主义的概念，用性别研究两性权力有深层次的意义，女性主义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一种男女平等的信念和意识形态，旨在反对包括性别歧视在内的一切不平等”。③ 眼下，在女性新闻报道中却出现了一些怪现象，打着倡导女性主义的旗号，却极端化地扭曲女性主义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