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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公民遭遇海外诉讼【√】在现代国际社会通行的解决纠纷方法，除少部分涉及政治和外交外，对于刑事案件大都采取诉讼的方式进行。中国公民海外诉讼，渐成为一种常态 3月31日，太平洋岛国帕劳称在其领海发现有中国渔民涉嫌非法越境捕鱼，冲突中1名中国渔民被误杀，25人被抓扣。该事件，最终以帕劳检方与中国渔民达成庭外和解协议而暂告一段落。 无独有偶，4月19日，韩国不顾中国的反对，坚持对中国渔船“鲁文渔”号船长程大伟所谓涉嫌曾多次进入韩国经济水域捕鱼并刺伤致死韩国海警进行审判，程大伟被韩国仁川地方法院判处三十年监禁，并处2000万韩元（合11万元人民币）。 4月14日美国21岁的中国留学生唐鹏(音译)被控以租房为借口强奸女房主。他的父母赶赴美国后试图贿赂受害人让其改变口供，也被警方起诉……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开始走向海外，这使得我国公民与国际社会的直接交往不可避免，交往的日益频繁也意味着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强。而这些连续发生的事件表明，中国公民在海外诉讼权益的保护已经成为一个必须被重视的法律命题。 中国公民在海外打官司 据中国外交部不完全统计，2010年中国在海外人员(含出境人次、劳务人员、留学人员、定居人员)总数超过6700万人，保守估计，这个数字将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预计2015年超过1亿人次，2025年达到两亿人次；此外，目前中国在外设立企业逾1.7万家，资产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海外承包项目约4000个。 外交部部长杨洁篪也在2012年“两会”期间的记者招待会中提到，自2007年至今，外交部会同各有关部门，共受理和处置了近16万起领事保护案件，涉及近百万人。特别是去年上半年发生的埃及、利比亚、日本等几次大规模人员撤离活动，也表明中国公民海外权益保护方面面临的巨大挑战。 有学者将中国公民在海外面临的安全问题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风险程度最高的，直接威胁生命安全；第二类风险程度稍次，对生命安全有威胁，但威胁不如第一类那样大，主要是导致巨大经济损失；第三类风险程度最次，只是造成经济损失，并未威胁生命安全。 其中最常见的是偷渡和非法移民、警察执法不当、船只被扣押。 在现代国际社会通行的解决纠纷方法，除少部分涉及政治和外交外，对于刑事案件大都采取诉讼的方式进行。所以，中国公民的海外诉讼，渐成为一种常态。 在哪里打官司 为何中国渔船“鲁文渔”号的船长程大伟要在韩国接受刑事审判，为何帕劳检方与中国渔民仅仅用十五天的时间就达成了庭外和解协议，并顺利回到祖国？ 这涉及一个古老而基本的基本国际法原则，即属地管辖原则。属地原则从维护国家主权出发, 主张以地域为标准, 凡在本国领域内犯罪不论犯罪人是本国人或外国人, 都适用本国刑法。 根据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对于中国公民的犯罪，中国法院有属人管辖权。“但就国际惯例而言，属地管辖权通常优先于属人管辖权，也就是说，中国公民在外国从事犯罪行为，优先由外国法院管辖。如果外国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外国愿意放弃管辖权的，才由中国管辖。”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教授李居迁说。 基于此，如果我国公民在他国领土上涉嫌被刑事侵犯或者侵犯他人，根据属地管辖原则需要接受所在国的法院审理。我国在帕劳被扣押的渔民的确进入了帕劳的专属经济区，所以中国渔民在认罪的前提下，与帕劳检方达成了庭外和解协议，顺利回国。 在李居迁看来，中国之所以不承认韩国的判决根本原因在于韩国法院的管辖权有瑕疵。“鲁文渔”号事件的事发地其实是在中韩双方的争议海域。双方的专属经济区有重叠，但双方对这重叠部分的海域划分并未达成协议，韩方以争议海域为自己的专属经济区为由管辖此案，本身是有瑕疵的，这种瑕疵即导致其适用的韩国“专属经济区法”在法律适用上有瑕疵，因此其判决存在问题，外交部的“不接受”是正确的。 “中国公民在外国被外国的司法机关提起刑事诉讼，首要的选择还是在当地寻求司法帮助。中国公民在外国打刑事官司，必须要请一个所在国的律师进行辩护才行，因为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刑事诉讼程序都只接纳本国的律师参与诉讼，毕竟这涉及一国的司法主权问题。” 李居迁告诉《方圆》记者。 对此，律师刘明俊补充道，如果中国公民已经回国，再被外国提起刑事诉讼，或者相关证据、事实在国内，这时候，还要寻求中国律师的协助才行。 保护性的属人管辖 然而，在国际实践中，即使在适用属地管辖权的情况下管辖权行使也并非绝对的，属地管辖权的行使还要受国际法的限制。例如，对外国人行使属地管辖权时，应尊重其国籍国的属人管辖权。 即便涉及中国公民的犯罪行为确实发生在他国领土之上，国际法上依然有属人管辖原则，也就是说进入一国领土的外国人仍然受他们本国的保护, 根据这一普遍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