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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光 二十年无悔公益路点燃求知的希望 徐永光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出生于浙江温州一个城市贫民家庭。还没学会说话，父亲就离开了人世，母亲一人艰难养育五个子女。1968年3月，徐永光应征入伍，当兵三年，他的最高职务是班长。退伍后进入温州邮电局当了汽车修理工。徐永光热爱读书，但最终因为种种原因无缘大学梦。“四人帮”被粉碎后，徐永光以一名解放者的热情投入工作，被评为浙江省“邮电学大庆先进个人”。1978年调到团中央组织部工作。 徐永光的创新意识比较强，加上做事一向认真踏实，不到七年，就从一名普通干事升至组织部长。1988年，共青团十二大通过了体制改革的决议，不久成立团中央事业开发委员会，同步推进两个项目：一是创办中国华青公司；另一个就是筹办青少年发展基金会。1989年，徐永光做出了他人生里的一项重要决定，辞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的职位，拿着团中央拨出的10万元注册资金去成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未解决温饱问题的人口达到上亿，每年有100多万小学生因家庭贫困交不起四五十元的书杂费而失学。1986年，徐永光曾在广西柳州地区进行了两个月的调查，他发现：金秀瑶族自治县共和村，全村人口2000多人，解放后没有出过一名初中生，250名学生中，小学一年级学生71名，五年级7名，辍学率达90％以上。 徐永光和几位志同道合者畅想基金会的发展方向，那些大瑶山孩子渴望读书的眼睛在他脑海中不断闪现，“希望工程”的灵感跃然而出。公益事业有三个最佳选择：贫困、儿童、教育。“希望工程”将这三个点捆到一起，一诞生就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关注。 然而只有10万元启动资金，却要救助全国几百万失学儿童，钱成了最大的问题。精明的徐永光从温州老乡那里得到灵感，广发筹资信。大胆的他又在《人民日报》上登广告，“希望工程”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捐款高潮迭起。社会各界纷纷解囊，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也给予热情援助。后来，邓小平同志欣然题写了“希望工程”四个大字。 当初，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计划到1995年，能够直接救助5万名失学少年，建立30所希望小学。然而，1994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希望工程”救助的失学儿童已突破百万，建立希望小学近千所。2009年，走过20年风雨历程的“希望工程”硕果累累：募集捐款56.7亿元人民币，资助逾346万名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建设希望小学15940所，培训乡村教师5.6万余名。 有人认为，“希望工程”的成绩有两点：一是点燃了数百万儿童求知的希望，还给了他们应有的梦想；二是调动了亿万人被束缚了的爱心，海内外的万千众生，或主动或被动地感受了一次助人的温暖。可以说，大多数中国人的慈善洗礼，都是从“希望工程”开始的。 谤随名高 “希望工程”的捐款中，既有海外富豪百万千万元的投入，也有普通孩子几元几角的压岁钱。由于这样的规模和影响，整个社会都不允许”希望工程”有任何污点。 1994年1月21日，香港一家名为《壹周刊》的杂志以“千里追寻七千万元下落，希望工程善款失踪”为封面标题，指责“希望工程”数千万拨款不知去向、穷人读破校、掠水现象到处都有、港人捐钱无资料时，善良的捐款人震惊了。《壹周刊》的文章造成中国青基会和“希望工程”名誉的极大损失。据统计，在文章发表之前的25个月内，来自香港的捐款每月平均达300多万港元，之后的数月内，每月仅有十几万港元捐款。 徐永光咨询了律师的意见后，决定和《壹周刊》打官司，并要把官司打到他们家门口去。没想到，这个官司竟然打了6年。在法律制度上，香港实施的是“英美法系”，内地实行的是“大陆法系”。由于是异地诉讼，徐永光和青基会毫无经验，加上《壹周刊》试图私下和解，其律师运用合理的法律程序设置障碍。对方提出一个证据需求，原告方就要经过六道环节当面呈交。开庭时间就这样一拖再拖，直到2000年3月13日，此案才得以开庭。官司最终因铁的事实和律师、证人等的出色表现而获得胜利。2000年6月20日，法官判《壹周刊》诽谤罪名成立，并赔偿青基会350万港元。这是当时香港诽谤诉讼史上赔偿额最高的案件。 2002年，《南方周末》准备在3月21日的报纸上刊登记者采写的调查徐永光的报道。这篇调查列举了徐永光挪用超过一个亿的捐款草率投资、放在私人名下炒股、指示下属做假账、为青基会少数领导“谋取”第二套住房、在香港设有“秘密账户”等“十大罪状”。然而，3月20日晚上，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和南方周末报社通知全国十余印点停止印刷，撤换新版。这次“舞弊报道”风波，又将徐永光推入“黑幕”。多年过去，徐永光对此事表现得十分坦然，“我想得很明白。南怀瑾先生早在十几年前就告诫我永光，你要记住一句话，谤随名高。做这么大的事情，承受这些算不了什么，心底无私天地宽嘛”。 实际上，徐永光的最大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