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华传教士翻译史钩沉-《中国译学大辞典》考察.docVIP

来华传教士翻译史钩沉:《中国译学大辞典》考察摘要：《中国译学大辞典》相关条目勾勒出来华传教士翻译史图景，描述了这一特殊主体的翻译活动对中国社会和语言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揭示出他们在中国翻译史上所呈现的主体复杂性、译事阶段性、译介传媒多层面和外汉翻译双向性等特点。在辞典条目分析基础上，文章最后对传教士翻译活动的代表人物、术语翻译、《圣经》汉译、早期翻译教学等条目提出了修改完善建议。 关键词：中国译学大辞典 传教士 翻译史 翻译特点 条目完善 方梦之主编的《中国译学大辞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以下简称《译学辞典》）是迄今为止我国首部“中外古今并蓄、流源支脉兼容”的译学术语辞典，不仅汇集了译论的各种流派和观点，还勾勒出中西翻译史的轮廓和翻译学科的发展要点。辞典相关条目充分关注了来华传教士这一群特殊译者，揭示出他们在中国翻译史，尤其是晚清翻译史上的地位。 一、《中国译学大辞典》对来华传教士翻译史的书写 1.辞典中传教士翻译条目分析 《译学辞典》中，涉及来华传教士翻译活动的条目主要分布在“分类词目”第25项“翻译史”、第26项“国外人物”，附录一“中国翻译要事年表”之中。从数量上看，传教士翻译活动在相关条目中所占比例颇重，这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他们在翻译史上的地位。“翻译史”条目共124条，其中直接涉及来华传教士翻译活动的就有24条，占19.4%；“国外人物”条目共51条，关于来华传教士的有13条，占25.5%。“中国翻译要事年表”中涉及传教士翻译活动的条目有95条之多，占明清期间翻译活动总条目（130条）的73.1%。此外，“国内人物”中徐光启等12人与传教士进行过翻译合作，他们成为“西译中述”这一翻译方式的直接演绎者。 2.从条目内容看传教士翻译特点 《译学辞典》中所涉及的传教士翻译活动肇始于唐朝景教，元朝时也里可温教也有短暂传播，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基于“学术传教”策略而蓬勃开展的西学科技翻译持续了近200年，后因“礼仪之争”在18世纪初到19世纪初陷入停滞，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而步入新的阶段，翻译活动范围大大扩展。整体来看，传教士翻译活动的主要特点是： （1）译者主体复杂性。就译者身份而言，后来有不少人兼传教士与汉学家于一身，我们大体可以将这些来华传教士分为三类。一是通过翻译对中国语言文学产生影响的开创者，如马礼逊的英汉双语词典编撰；二是将中国经典译介到西方的文化使者，如理雅各的四书五经英译；三是希冀通过翻译影响中国社会的变革者和观察者，如傅兰雅的西方科技作品汉译。（方梦之2011：371—374） 而不同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体意识更是千差万别。首先，抱着“宣扬上帝”共同理想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分属不同差会（如早期的耶稣会，19世纪的伦敦会、长老会等），存在不同的宗教利益，加之所处的生存环境和自身的知识水平不同，决定了他们各自翻译选择和翻译策略的差异性，从而使得来华传教士的翻译活动在体现阶段性的同时凸显复杂性。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活动和晚清的西学翻译在翻译目的、翻译策略上由于时代、赞助人、传播媒介的不同就存在较大差别，而因God翻译所产生的“译名之争”（Term Question）和《圣经》译本的不统一性更是明证。（方梦之2011：339）其次，明末清初的传教士与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有着密切联系，直接参与“明末历局”的科技翻译（方梦之2011：345），清初又能教授皇帝西学知识，其翻译活动应该说具有很强的官方性质，其译介活动是传教的迂回手段。而19世纪来华的传教士虽也在洋务派的官方翻译机构任职，但其翻译和教学具有社会实用性，译介作品既有书籍，亦有词典、教科书和期刊中的文章，权宜性的翻译手段变成了经常性的目标，译介内容中世俗性作品上升到主要地位。（方梦之2011：353—354） （2）译事阶段性突出。相较于唐代景教和元代也里可温教的翻译，明末清初和19世纪传教士的译介活动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等人基于耶儒合流的“学术传教”策略，为赢得在华传教地位，在加强汉语学习的同时，利用西方的制造和科技方面（主要是天文历算、数学、地理、力学方面）的知识来博得中国士子之心，并成功走进皇城，主持历局，修订历法。（方梦之2011：344）士大夫中的开明之士也基于对西方科技的好感而与之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前六卷）、《同文指算》、《坤舆图说》等120种科技文献被译介入华，极大地开阔了国人视野。（方梦之2011：345）由于当时天主教内不允许私自翻译《圣经》，来华传教士只能对天主教义进行一定程度的译述，也就只能出版《天主实义》、《交友论》等阐述性的教义译文。但此类宣传宗教的小册子具有文学翻译的性质，比如第一首汉译英诗就可看作是“文学翻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