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应抵抗情感性民意服从知识性民意.PDFVIP

刑法应抵抗情感性民意服从知识性民意 作者： 高艳东 稿源： 法制网-法制日报 2010-01-18 15:21 广州许霆案，深圳梁丽案，杭州胡斌案，成都孙伟铭案……回望 2009 年，诸多刑事案 件不仅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与关注度，也让人们对社会民意与刑法的关系有了更新更深 的认识。如何看待刑事案件背后的汹汹民意？社会民意与刑事立法、司法之间如何才能实 现有机的平衡与良性的互动？三位法学专业人士的阐述，或许能让人有所启发。 朱慧卿／画 在转型期，中国成为争端案件的原产地，由此引发的“(法)官民(众)”冲突，可谓“一 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在民意基数庞大、司法尊民传统浓厚的国度里，法官仅仅 诉诸“法官独立”或者“罪刑法定”，远无力破解民意进军司法的新课题。 民众参与司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情感性参与和知识性参与。两者的界限很模糊，多 数案件中往往纠织着两类参与方式。但是，只有努力区分两者才能做出明智选择：抵抗情 感性民意，服从知识性民意。 情感性民意，是指民众所关注的案件情节没有刑法意义，进而基于爱憎表达出个人性 见解，杭州胡斌案就是典型。民众参与胡斌案的主要原因是行为人、被害人的特殊身份 ———开跑车的富二代、浙大优秀学子，以及“70 码”鉴定结论的混乱性。但是，这几个 因素其实并没有法律意义，更勿谈定罪量刑的价值。因为胡斌案中的民意主要源于仇视飞 扬跋扈的纨绔子弟，然而，富二代的张扬并不属于交通肇事罪的构罪要素。换言之，民众 关心的事实与刑法判断的事实完全错位。虽然情感性民意对于重塑社会道德功莫大焉，但 抵制此类偏离犯罪行为本身的民意，恰恰是罪刑法定原则对法官的底线要求。否则，就会 重蹈暴民司法、无法无天的覆辙。 知识性民意，是指民众关心的事实具有刑法意义，甚至就是构成要件事实本身、具有 直接的定罪量刑价值，进而基于社会知识表达的群体性意见。许霆案、盐城投放危险物质 案、成都醉酒驾车案都是典型。在许霆案中，民意中虽然夹杂着对银行强势地位的不满， 但不容否认，民众表达判断的基础就是“许霆利用 ATM 机出错取款”，这一行为恰是刑法 评价的对象，民众与法官判断的对象高度一致。在孙伟铭、张明宝醉酒驾车案中，即便民 众无理由的愤怒，也是基于“醉酒驾车撞人”这一本就是刑法评价对象的行为而产生的。 当民众基于犯罪行为本身表达判断时，无论民意的背后是道德还是经验，都具有了法律价 值。 简单地说，当民众与刑法、法官的判断对象相吻合时，民众的判断就是上帝的裁断。 与民事诉讼止于“两造俱服”的当事人正义不同，刑法对社会正义孜孜以求。虽然服从国 民判断的司法未必能够实现绝对正义，但是，完全违背国民预期的判决一定缺乏历史正义。 知识性民意是刑法条文的最高效力阐释者。从渊源上看，刑法是人类摆脱自然界、进 行社会生活的基本规则，人类根据生活的需要，逐渐确立了一些生活规则，其中最基本、 最传统的就是刑法规范，我们每一天都在遵守并运用着刑法。因此，不同于税收、金融等 专业性法律，刑法是“关于如何生活”的法律，由人们在群体生活中共同创设。刑法来源 于生活、深嵌在社会观念之中，而作为文化价值观念之载体的民众，就是刑法的立法者和 阐释者。民众通过自己的生活书写、制定着法条，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就必然修正刑法 条文的含义。例如，当民众对醉酒驾车表达出极度愤怒时，就意味着在机动车成倍增加、 人口极稠密的我国，醉酒驾车的危害性与日俱增；与之相适应，过失犯的“交通肇事罪” 条文所规制的行为范围就相应萎缩，而故意犯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法条打击 的行为方式就相应扩张———容纳了醉酒肇事行为。 刑事判决应当向知识性民意妥协。如何处罚那些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犯罪(如盗窃、杀 人、强奸等自然犯)，作为“立法者”的国民不可能集体出错。法治社会奉行的“司法独 立”，其本意是保证司法不受行政权等的干涉，而不是禁止民意参与司法。很多学者羡慕 英美诸国司法独立的和谐：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