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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其实也知道(外二篇)知道卖官之事不可做，做了贻害无穷，但为了眼前的利益和暂时的“稳定”，又不得不将这种事长期做下去，这是封建皇帝最可悲的地方。 中国自古不乏私下里的买官卖官，东汉时，灵帝得了500万钱，将九卿崔烈提拔为司徒；唐代宦官王守澄收了王播巨额贿赂而助其登上相位；宋代蔡京收受刘逵、余深、薛昂等人钱物将其破格提拔；明时宦官王振权倾天下，想做官者，一律得“攫金进见”，但像清代一样将买官卖官公开化、体制化，却是不多见的。清代读书人做官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通过科举入仕；一种是通过捐纳财物公开买官，每一个职位都有规定的价格。前者称为正途，后者称为捐班。 对于买官者为政的害处，坐在专制金字塔尖的皇帝并非不知道。道光帝绝对不是一个如何有作为的皇帝，第一次鸦片战争就是在他手里打起来的，后来也是他与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将香港割让给了英国，然而，道光帝对捐班者操守的剖析却极有见地。他在接见即将外放的翰林张集馨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捐班我总不放心，彼等将本求利，其心可知。科目未必无不肖，究竟礼义廉耻之心犹在，一拨便转。得人则地方蒙其福，失人则地方受其累。汝读书明理，不待朕之多言也。”虽然知道捐班者不靠谱，然而，整个道光一朝并未取消捐班制度。 道光帝无法清除捐班，自然有他的不得已。清代的开山皇帝是很想将江山万古千秋地传下去的，他们给后辈留下了“永不加赋”四个字，希望后辈懂得“与民休养生息”的道理，不要弄得官逼民反，后来的皇帝讲排场者不乏其人，表面上却谨遵祖宗训示，没有加赋。大家知道，清朝延续了两百多年，清初人口不过1亿左右，到道光时已超过4亿，人口增加了，政府机构和官员也会相应增加。而政府机构和官员都是需要钱养的，既然税赋收入不可能增加，中央政府只能在别的地方打点主意，将处于地下状态的卖官权收归国家所有，明码标价，就是生财途径之一，道光帝自然也舍不得放弃这块肥肉。 因为永不加赋，清代官员待遇很低，工资少，车马都得自己养，政府也不提供住房。清代的京官，哪怕是部级干部，借钱过日子都不是什么稀奇事，他们总是眼巴巴地盼着外官进京，得点“冰敬”“炭敬”“别敬”什么的。做官谋点外快，只要不是特别过分，没弄得天怒人怨，皇帝往往睁只眼闭只眼。换句话就是，皇帝对一般腐败是有宽容度的。这也使得在道光朝的捐班与在其他时期一样可以正常入仕。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清代的腐败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即使正途出身的官员也好不到哪里去，为了舆论导向，道光帝嘴上不肯承认，心里未必不认同。有清一代，虽然交给中央政府的正赋并未增加，正赋之外的“火耗”等附加税却可以多过正税的好几倍，这种附加税是地方官员灰色收入和政府小金库的主要来源。除了赋税方面的腐败，别的腐败也触目惊心：官员过境，地方得耗费大量公帑进行接待，还要按级别送上少则几百多则上千两银子的路费；官员下来救灾，地方开支的吃喝住宿费用往往多过上级政府拨的救灾款，弄得有的地方遭了灾也不敢报告；一些地方有械斗恶习，死人的事经常发生，官员事先不去制止，事后却派差役收取械斗费，交了钱，你下次可以继续再斗，官府绝不与你为难，没交钱，“官即带差役千余人，前往洗庄，房屋树木，一概毁伐”；绿营军官克扣士兵军饷，多的甚至超过三分之二，当兵不能维持正常生存，士兵做生意成风，训练则雇人顶替；官场贿赂成风，下级必须给上级送陋规，小官一年收入五六千两银子，大官一年收入二三十万两银子是小儿科。既然大多数官员都在腐败，取消捐班也就没有多大意义。 知道卖官之事不可做，做了贻害无穷，但为了眼前的利益和暂时的“稳定”，又不得不将这种事长期做下去，这是封建皇帝最可悲的地方。 不该有的“自信” 1895年8月，光绪帝颁布诏书，要求全国官办企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在有关法令中，铁路项目被清政府列为重中之重。作为一个长于深宫之中、习惯于把天下看成个人私器的封建皇帝，光绪帝并非对民营经济的意义有什么认识，而是因为当时的清国积贫积弱，“国家财政”实在拿不出钱兴办各种“洋务”。 也许是出于对新生事物的兴趣吧，光绪帝的诏书很快得到了响应。1905年秋，湖北、湖南、广东三省民众纷纷掏出自己的血汗钱，花巨资从美国人手里购回粤汉铁路利权，清政府“因势利导”，下令这三省铁路由商民集股兴建。1907年，清政府又搞了个大动作，将三年前成立的川汉铁路公司改为商办，四川民众也因此参与了铁路集股。四个省的集资模式大不一样。湖北、湖南主要是绅商入股，广东主要是华侨商人投资，四川则带有全民参与性质。该省的股本来源主要靠“田亩加赋”、“抽租之股”，四川的路股随粮征收，值百抽三，明显有强制征收、集资的性质。 然而，自私的清政府从来没有想过如何富民，而是始终梦想从民办铁路企业中获取不法利益。1908年，朝廷任命已调入军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