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服装专业市场二次创业十字路口.docVIP

纺织服装专业市场二次创业十字路口专业市场原有的强势地位正在受到冲击。随着品牌的自有渠道建立，以及更具快速反应能力的电子商务上线，专业市场以往不可替代的纯批发功能在不断弱化。而在整个利润价值链的分配体系中，专业市场的前端价值亦受到制造商刚性成本的挤兑，后端价值则被品牌商与零售商分流。基于这样的判断，甚至有学者提出“专业市场消亡论”，认为专业批发市场作为一种“过渡形态”，只是一种与工业化初期、中期相适应的交易方式，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推进和改革深化，大部分专业市场必将被其他更现代化的交易方式所取代。 在专业市场貌似被“边缘化”的同时，则是在各个产业集群内部崛起的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凭借幕后的资本推手，部分市场盲目扩张、规划失当、空置率高的问题十分突出，“投资商铺”还是“经营商铺”？选择做“商业地产商”，还是“纺织服装贸易商”？在利益的天平面前，纺织服装专业市场面临着非常现实的抉择。 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与那些“表面的繁华”有本质不同的是，纺织服装专业市场中并不缺少已经成功的鲜活案例。这也使得我们必须用两分法的客观标尺去衡量所谓的“专业市场消亡论”――到底“怎样的”专业市场应该退出历史舞台？随着零售业态的操作界面不断更新，倘若专业市场真的是“在夹缝中生存”，那么，属于它的那块蛋糕到底在哪里？它必须实现哪些方面的功能扩张？它又如何借助“品牌经济”培育新的后发优势？ 纺织服装专业市场，已经站在了“二次创业”的十字路口。 专业市场的角色之争：“升级论”取代“消亡论” 关于专业市场的概念界定，业界引用较多的定义如下――专业市场是一种以现货批发为主，集中交易某一类商品或若干类具有较强互补性和互替性商品的场所，是一种大规模集中交易的坐商式的市场制度安排。 “现货批发、集中交易、同类商品”，不管这个定义是否偏于中规中矩的“学术味道”，依然不妨碍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对专业市场的认知与情感。 1978年至1984年，在国家提倡和鼓励集体经济及个体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批发市场、个体商业多种业态开始交叉经营，并呈现地摊式服装批发市场的初级形态。1982年，《人民日报》刊发的《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经验值得重视》社论让批发市场崭露头角，风头十足。 可以说，汉正街拉开了中国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大幕。当时的汉正街有个体商贩200多户，经营110多个品类、两三千个规格花色的日用小商品。它把14个省、市、自治区的100多个企业生产者和武汉周围农村消费者联系起来，形成了一条从生产到消费，从城市到农村的小商品流通渠道。 这篇写于1982年的社论中透露出这样的信号：彼时，商品流通渠道的革新已经得到主流舆论的明确鼓励，国营商业“一股独大”的模式开始松动，与之伴随的是民间创业精神的涌动――“中国有近十亿人口，城乡市场十分广阔，国营商业独家是不可能包下来的，实践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只要不冲击计划渠道，不搞歪门邪道，我们就要允许小商品经营者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鼓励他们各显神通，生财有道。” 自此，汉正街作为示范样本的效应迅速扩散，专业市场以最初的“农村集贸市场”面目出现，又区别于今天那些经营商品多元化的综合市场，成为了计划经济缝隙下的产物，也成为了后来流通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专业市场以雨后春笋般的成长速度不断涌现，并且从诞生之初，似乎就与纺织服装产业结成了某种“天然联盟”。在浙江义乌、沈阳五爱、重庆朝天门、江苏常熟等小商品市场中，纺织服装产品常常占到其中2/3左右。以汉正街为例，如今75%的商户也都在经营服装，即便在70年代，它和自动伞等商品都还在被列入禁卖的“小商品”黑名单之上。 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专业市场会与纺织服装产业形成这种“天然的联盟”？在笔者看来，专业市场较早地以纺织服装专业市场的面貌出现，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其原因如下： 一方面，专业市场的发展，必须依附于特定的产业结构成长，纺织服装专业市场在计划经济体制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夹缝中发展，以现货批发为主，并且成功地把“农村逐步实现工业化”作为了基本驱动力。 另一方面，纺织服装专业市场渐成气候，很大的原因在于其产品的特性与渠道之间存在较高的匹配度，并由此形成了“供给、流通、需求”三者的自发协力。在专业市场的发展早期，加工程度低，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比较适合专业市场经营，当时的纺织服装产品大多依附于邻近的“作坊经济”，生产速度、生产规模、生产价格都能与渠道消化的容量、渠道辐射的半径，以及渠道消化的速度相匹配，再加上交易成本的不断下降，可以令类似于纺织品在特定的交易场所内快速集聚、快速消费。反之，那些高度加工化，高附加值的产品无法流入略显狭窄、个体化的流通渠道。不同类型的产品，在专业市场上的交易成本与目标赢利区间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