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理论.docVIP

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理论近日，笔者受邀观摩了一场高中历史课堂教学展评课，课题是人民版高中历史必修二的“罗斯福新政”。为了能够讲清楚1929～1933年经济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以及罗斯福新政的改革机理，授课教师在讲述新政的具体措施前，增加了凯恩斯有关经济运行规律和宏观调控的内容，并得出结论：正是在凯恩斯理论的指导下，罗斯福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法规，力图用宏观调控的力量来把握经济运行。对于这样的表述，笔者在评课环节提出了质疑：罗斯福新政开始于1933年3月，而凯恩斯最终提出“有效需求”问题并完成系统的理论是1936年《就业、利息、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的出版。就时间来看，凯恩斯理论似乎不能构成新政理论依据。如果不能，二者间为什么会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些问题不仅是该授课教师欠缺考量，也为大多数教师长期疑惑不解，很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探讨和梳理。 在笔者所接触到的关于两者间关系的诸多观点中，笔者较倾向于美国学者拉尔夫·德·贝茨的观点：“凯恩斯与新政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而不是一方立于另一方的基础之上。”[1] 一、凯恩斯理论没有直接指导“新政” （1）从时间上看，凯恩斯理论是新政理论依据的说法站不住脚。虽说早在1936年《通论》发表前的20世纪20年代，凯恩斯就开始对传统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持怀疑态度，并先后于1923年和1930年发表《货币改革论》和《货币论》，开始显露“国家干预”的经济思想，但这些看法均未能脱离古典货币数量论的窠臼。至于1933年发表的《繁荣之道》着重强调政府的财政政策对摆脱经济萧条的积极作用，使经济理论更接近于《通论》的主旨，显现出凯恩斯理论的一些端倪，但是却始终缺乏系统的理论论证。一直到1936年《通论》的出版，他明确提出“有效需求”问题，将以运用财政政策解决失业和缓解市场供求力量失衡的主张做了系统的叙述，从而最终将自己的理论发展成为一个体系。笔者认为，一个尚未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是不可能被像罗斯福这样务实的政治家作为重大改革的理论基础的。况且新政开始实行的1933年，凯恩斯的理论体系还未成型。由此可见，就理论的成型和新政开始的时间来看，凯恩斯理论应该不会是罗斯福新政的理论依据。 （2）从“新政”的实施过程上看，相关措施的制定并非事前计划好的，是应急性的、试验性的。罗斯福曾一再表示：自己“既没有整顿经济的灵丹妙药，也没有什么奇特的计划”[2]。他所信奉的是“如果失败了，就试行另一种”[3]。因此作为应时而作的措施，新政的内容既不系统，甚至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有关赤字开支政策的问题，罗斯福在竞选总统时曾痛骂胡佛政府的联邦赤字达到16亿美元是挥霍浪费。而当他就任总统后，“新政”庞大的资金需求迫使他不得不一再提高赤字指数，1936年达到40亿美元。不过从罗斯福内心讲他始终希望能保持预算平衡，每当经济有所好转，他就迫不及待地削减政府开支。1933年3月，他提出了“紧缩政府开支”的法案，以期能有效控制政府财政赤字。但此后的一系列法令，如1933年5月通过的《联邦紧急救济法》和《全国产业复兴法》政府分别拨款30亿美元和33亿美元用于救济失业者和公共工程计划，这些措施又明显与之前的紧缩开支政策背道而驰。而到1935年和1937年罗斯福政府又相继开始削减公共工程和救济开支，减少财政赤字。直到1938年因为收缩赤字缩减“新政”规模所带来的经济大衰退，罗斯福才最终放弃平衡预算的保守思想。而削减赤字导致经济衰退早已在凯恩斯的预料之中，要知道，扩大政府赤字开支以恢复经济是凯恩斯理论的核心内容。就如经济学家小施莱辛格所说：“不能说罗斯福政府增加开支是由于凯恩斯的原因。赤字是环境造成的，不是理论引导的。”[4]由此可见，“新政”的实施完全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如果“新政”一开始就是以凯恩斯理论作为指导，也就用不着在措施制定上摇摆不定了。 （3）从罗斯福的态度上看，对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不以为然。1934年5月，凯恩斯在美国拜会了罗斯福，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在这次会谈中凯恩斯试图说服罗斯福放手实行财政赤字，但根据各种资料显示，这次会谈并不成功。罗斯福说凯恩斯“留下了一堆毫无意义的数字，他是个数学家，不是政治经济学家”[5]，凯恩斯则认为总统对经济学所知不多。直到1938年凯恩斯理论正式形成后，罗斯福仍未阅读过凯恩斯的著作，对其理论也仅限于身边一些智囊团成员的介绍。1938年，缩减开支导致经济大衰退，此时凯恩斯写了一封长信劝说罗斯福采用其经济理论，总统仍不为所动，仅让助手代为回复了一封客套的短信。可以看出，罗斯福对凯恩斯理论始终抱有“半信半疑”的态度，也就绝无将其理论作为施政准绳的可能。 （4）从政策的源头看，罗斯福新政是美国政府干预经济传统的延伸。人们通常认为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国家干预经济”是一个前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