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底层抗战叙事中的民族形象建构——以电视剧《沂蒙》和《中国地》为例.docVIP

　　浅析底层抗战叙事中的民族形象建构——以电视剧《沂蒙》和《中国地》为例 　　在当代中国，电视剧作为一种主导当代大众文化消费的艺术样式，其娱乐功能和消费意义已得到充分的确认。然而作为一种艺术样式的存在，电视剧所承载的艺术功能仍然是多元的，这一点同样毋庸质疑。在娱乐功能和消费意义之外，不同类型、不同题材的电视剧所承载的艺术功能其侧重点也不尽相同。在中国电视剧的艺术图谱中，抗战电视剧是一种作品数量众多的电视剧类型样式，从大众文化消费的角度而言，抗战电视剧的艺术功能与其它类型、题材的电视剧无本质上差别。但是作为一种独特的题材资源所衍生的电视剧类型，抗战电视剧在创作过程中总会不可避免地被植入一种或简单或复杂的民族情感，其内容主题总会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指涉到人民、国家、民族精神等与民族相关的叙事命题或层面。因而，在抗战电视剧中，抗战叙事与民族形象的建构存在着一种内在有机的关联，如何建构民族形象成为抗战电视剧艺术功能中一个与娱乐或消费无关的艺术命题。 　　本文选择《沂蒙》和《中国地》两部电视剧作为范例，论述抗战叙事中的底层抗战叙事与民族形象建构这一论题。两部电视剧都以抗战叙事作为主体内容(《沂蒙》前34集表现抗日战争，后8集叙述解放战争至20世纪50年代的故事)，艺术视角均定位在抗日战争中最底层的人民群众身上。在代表中国电视剧最高政府奖的中国电视剧飞天奖评选中，两部电视剧先后获得飞天奖第28届和第29届长篇电视剧一等奖，在近年来关于抗战叙事的电视剧中具备较高的艺术水准。同时值得一提的是，两部电视剧均出自山东籍女编剧赵冬苓之手，尽管在叙事上可能带有编剧个人风格的印记，但在抗战电视剧中仍具有极强的代表性。 　　一、从平民英雄到民族形象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是一支极其突出的邪恶力量，从甲午战争到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遭受了日本半个多世纪的烧杀抢掠。在与日本侵略者的对抗特别是在八年抗战中，中华民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同时也迸发出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基于民族意识的内在要求，在抗战电视剧关于这场民族战争的反复表现中，日本侵略者的残酷与残忍和中华民族的民族力量与抗争精神成为抗战叙事中两个重要的维度。无论创自觉与否，抗战电视剧中总是存在着关于民族形象的表述、剖析与建构。 　　作为抗战电视剧中的两部代表作， 《沂蒙》和《中国地》避开传统的宏大的历史叙事模式，承袭了近年来抗战叙事中所流行的平民化视角，以小人物展现大时代，借日常生活塑造平民英雄，通过表现生活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人民群众自发、自觉地对敌抗战斗争，传达民族精神，建构民族形象。 　　电视剧《沂蒙》以沂蒙山深处马牧池村一户农民家庭为切入点，将镜头对准战争中沂蒙山区的普通家庭和民众。残酷的战争让他们被动地选择了反抗，为了最简单的生活愿望他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参与到抗战之中。创从沂蒙红嫂这一中国革命历史中真实存在的群体为表现重点，着力塑造了以于宝珍及其儿媳、女儿为代表的一群农村劳动妇女形象，用影像的方式以点带面地再现了沂蒙老区普通家庭和民众在抗战及其后来的解放战争中所做出的巨大牺牲。在创编织的故事里，他们既是农民，又是英雄。从创作的角度更恰当地表述是，创在人物塑造过程中将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与平民在角色上进行了互换。包括剧中众多男性角色在内，创所要呈 现给观众的是一群平凡朴实但又充满血性和韧劲的平民英雄。 电视剧《中国地》中塑造的同样也是这样一种英雄。作为一部抗日传奇故事，该剧取材于东北民间一段真实的保家卫国的抗战历史。创以东北的一个小山村清风岭作为抗战斗争的战场，聚焦于生活在这里的底层普通民众抗战斗争的决心和勇气，带着乡土的野蛮和冲动，彰显出农民如大地一般坚韧的抗争精神。剧中核心人物赵老嘎在性格层面野蛮、无知、粗鲁、愚昧、不讲理，同时还杂糅着一种霸气和匪气。但在对敌抗战斗争过程中，赵老嘎在行为上却表现出一种死不屈服的牺牲精神和大丈夫能屈能忍的睿智与英明。这是一个兼具愚民与英雄的双重角色，在全部40集的故事里，创遵循英雄成长的模式完成了赵老嘎从愚民向英雄的转化。除赵老嘎之外，生长和生活在清风岭的其他人物，如永志、永清、王先生、老二、老三、翠翠、七巧、秀珠、二脑袋、二叔等等，作为一个个个体他们每个人性格中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包括性格中的软弱，但在面对日本侵略者时候，他们都表现出不约而同的坚强与勇敢。电视剧创透过日常生活深入到人物人性深处，塑造了一群非高大全式但却肩负民族大义的平民英雄。 　　从更深的层次着眼，于残酷的战争中塑造这样一群平民英雄并非创在艺术表现上的终极目标。平民英雄仅是一种形象或符号载体，透过平民英雄，创所要呈现和传递的实际上是一种民族精神。在这一层面，电视剧《沂蒙》通过平民英雄形象的塑造，所突出强化的是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