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高等教育是否需要高等教育学.docVIP

　　浅析高等教育是否需要高等教育学 关于高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学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中曾提出高等教育是否需要高等教育学的问题，并围绕深奥的教材如何选择，教材应有怎样的结构和组织，学习的动机应如何形成，学习成绩如何评价等一系列问题，用专章具体而深入地阐述了高等教育学(pedagogy　of　higher　education)的知识体系。不过，对于高等教育是否需要高等教育学的问题，虽然布鲁贝克从学理层面上给出了肯定性的回答，但在美国大学，高等教育学并没有成为一门学科，而是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而存在。布鲁贝克首倡高等教育学14年之后，伯顿克拉克和盖伊尼夫主编的《高等教育百科全书》在论及高等教育的学科视角专题时也专门列出了高等教育学(higher　educationstudies)，但这仍然无法改变高等教育研究在美国大学至今只是一个领域而不是学科的事实。对于高等教育学在美国的遭遇，大致可从两个层面来看：在学科理智层面上，从布鲁贝克到伯顿˙克拉克，还有考雷、米利特、博文、德雷斯和梅休等，很多学者都倾向建构作为知识体系的高等教育学，然而在学科制度层面上，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美国一直无法被大学的系科建制所接纳，更无法得到学科共同体的广泛承认。由此观之，对于布鲁贝克之问，美国的答案似乎是高等教育既需要高等教育学(在学科理智层面)又不需要高等教育学(在学科制度层面)。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在美国大学呈现出的这种矛盾境况或学科与领域之争经常给人以错觉，即美国高等教育的繁荣似乎可与高等教育学科的缺位并行不悖。但事实绝非如此。美国既是高等教育强国也是高等教育研究强国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有其内在的一致性。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实践和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经验恰恰意味着高等教育需要高等教育学。在美国高等教育繁荣的背后，作为制度性存在的高等教育学或许是不存在的，但作为知识体系的高等教育学却从未缺席，且高度繁荣。只是基于学术的传统或学科的惯习，美国大学一般不会在制度的意义上将高等教育学称为学科。 　　中国的学科制度与美国截然不同。高等教育学在中国的发展路径自然也就与美国迥异。与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中首倡高等教育学的同一年，潘懋元先生在中国第一个提出要创立高等教育学。当年，布鲁贝克提出高等教育是否需要高等教育学的问题时，美国的高等教育正在经历学术界大为不满的冬天，而在同一年，当潘懋元先生呼吁创建高等教育学时，中国的高等教育则刚刚经历了漫长的多事之秋，即将迎来生机勃勃的春天。但无论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冬天还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春天，两者共同的一点是，高等教育学作为一个学科名词被提及或创立时都恰逢高等教育转型发展之时，都是为了解决高等教育实践中大量涌现的现实问题。无论中国还是美国都是由学者从实践出发，凭借自身的学术敏感，并基于知识分工的需要，发出了学科建设的倡议。但现代大学中学科的创立绝非学者的个人行为决定的，更多的是一种制度化进程。就高等教育学的创立而言，基于学科理智的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存在的高等教育学最终能否转化为一种制度性存在的高等教育学与不同国家的不同大学制度以及学科制度密切相关，而不是由学者个人的学术趣味所决定。在大学和学科制度的谱系上，美国大学继承了欧洲大学的传统，学科分类及其制度由学术共同体决定，大学的学院设置以及学院内部的系科设置相对固定，政府无权干预大学内部的知识分类与学科制度化进程。在美国大学，由于学科制度化有着严苛的学术标准和强制性的承认程序，大学的学术建制并不以学科身份作为必要条件。相反，根据学术自由的一般原则，很多知识领域或学术分支无须成为制度意义上的学科，同样可以在大学获得相应的组织建制以及经费支持，可以选择在既有知识分类框架下，以研究领域或分支学科的形式持续存在并蓬勃发展。高等教育学在美国的经历便是如此。起初也有学者试图将作为知识体系的高等教育学建制成制度意义上的独立的学术性学科，但碍于学科制度本身的压力，那些高等教育学科的创始人，稍做努力后就主动放弃了这种不切实际的企图，不再为高等教育学获得学科承认而斗争。最终，在美国大学，高等教育学没有能够成为一个制度意义上的学术性学科，而是被默认为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但这并未影响美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繁荣以及作为知识体系的高等教育学的存续。 　　与美国学术共同体取向的学科制度不同，中国的大学制度与学科制度一直由政府主导，行政权力而非学术传统一直在左右着学科的分级分类与高深知识的管理。在计划教育体制的主导之下，政府习惯于通过学科专业目录的制订及修订来实现对高深知识的治理，大学里高深知识的生产、传播与应用都要基于既定学科专业目录，能否进入目录遂成为高校学科建设工作得以展开的前提。1983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公布试行《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