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西潮东渐”与“守正创新”——对近十年外国戏剧引进潮的思考.docVIP

　　谈“西潮东渐”与“守正创新”—— 对近十年外国戏剧引进潮的思考 　一　　在中国话剧百余年的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西潮，第一次发生在五四前后，直接影响便是话剧在中国的落地生根、成熟壮大;第二次发生在20 世纪50 年代，受向苏联学习影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成为全国戏剧界学习、效仿的对象;第三次出现在新时期之初的80 年代，推动了中国话剧从封闭走向开放，促进了戏剧观念、文体乃至实践的丰富、多元。即便在三次主要的西潮之外，外国戏剧对中国话剧文本与剧场的影响也不曾断裂，可以说，一部中国话剧史就是一部接受外国戏剧理论思潮、流派和创作影响的历史。近十年来，外国戏剧来华演出的数量逐年增多，规模日益壮大，渐成潮流之势。这些演出不仅让国内戏剧从业者、观众看到了国外戏剧实践的最新成果、探索高度，拓展了他们的审美视野和艺术观念，同时也引发了业内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形成了具有现象级意味的文化景观。对于此次外国戏剧引进，是否能够像前三次西潮那样对中国话剧产生深刻影响，目前暂无法定论，但其带来的美学冲击与观演体验却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话题：此次外国戏剧引进潮是如何出现的? 它与20 世纪80 年代的西潮有何异同，又给本土戏剧创作留下哪些启示? 一系列的追问，催促我们从戏剧现场寻找答案。一中国话剧的发展与外国戏剧剧作、理论的译介、传播紧密相连，但惟独在外国戏剧的演出引进上是短板，而近十年外国戏剧引进潮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外国剧团、剧目的演出中促成的。实际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市场经济时代的开启，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邀请外国戏剧来华演出已不是什么难事。可是一直以来，涉外演出的主要渠道来自国家层面的文化交流或者教育研究机构的展演项目，引进权相对集中，引进主体更有明确规定，官方主办的演出季、戏剧节成为涉外演出的主要推动力量，如2003 年首届北京国际戏剧演出季就是由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同时，在政策许可范围内，一些实力雄厚的国有院团、文化企业也开始邀请、组织外国戏剧展演活动的尝试，如2004 年中国国家话剧院、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林兆华戏剧工作室共同发起首届中国国家话剧院国际戏剧季：永远的契诃夫，成为国内第一个以交流和引进国外优秀剧目为主要内容的戏剧节。2005 年，国务院出台了新修订的《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新条例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对涉外演出的申请条件放宽，即文艺表演团体自行举办营业性演出，可以邀请外国的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文艺表演团体、个人参加。此后，《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09 年)、《文化部关于做好取消和下放营业性演出审批项目工作的通知》(2013 年)等相继颁布，就涉外演出申请主体的细化、审批权的下放等具体问题做出明确规定。这些规定不仅为外国剧团来华演出提供了政策保障，而且进一步激活了国内戏剧演出市场，促进了演出主体、演出类型的丰富、多元。此次外国戏剧引进潮的出现，与国内话剧面对的现实问题同样密不可分。近十年，中国话剧市场化进程加快，剧院建设规模、新增剧场数量迅猛增长，演出场次、上座率和票房都有了显著增加。日渐成熟的市场与观众审美水平的提高、文化消费需求的多样化，催促着话剧演出质量、品质的提升。然而，与蓬勃发展的市场、不断更新的硬件相比，中国话剧的商业化水平提高了不少，可创作水准和艺术观念却差强人意，问题不少：戏剧原创力孱弱，中国戏剧剧本创作和编剧队伍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艺术创新力不足，创作观念相对保守、陈旧;表演水平参差不齐，普遍存在模式化、概念化等弱点。中国话剧面临着在美学思维、艺术观念、体制机制等各个方面的转型升级。此外，中国的戏剧理论评论、研究，也在变化了的时代审美面前，遭遇了失语的困惑、理论的危机，迫切需要在审美、观念的拓展中实现话语体系与评价方式的更新。所有这些来自接受主体的内在需求，均为此次外国戏剧引进潮奠定了现实基础。在引进主体上，政府、剧院、民间成为外国戏剧引进的主要推动力量。其中，政府(协会)主办依旧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像文化部主办的上海国际艺术节、北京市政府和戏剧奥林匹克国际委员会主办的第六届戏剧奥林匹克、北京文联主办的北京青年戏剧节(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等，这些节庆活动为中外戏剧搭建了展示平台，在演出资源的配置、国外剧目的引进、剧场档期的协调等各个方面，充分发挥了政府调动资源的优势。政府之外，戏剧院团和文化演出机构承担起越来越多的外国戏剧引进工作。这里，既有国有院团、演出机构主办的节庆、邀请演出，如中国国家话剧院的国际戏剧季、北京人艺的首都剧场邀请展、天津大剧院的曹禺国际戏剧节、国家大剧院的国际戏剧季等，也有民营演出经纪机构、民间剧团主办的展演活动，如林兆华戏剧工作室主办的林兆华戏剧邀请展、蓬蒿剧场发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