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减负与社会分权.PDFVIP

政府“减负”与社会分权政府“减负”与社会分权 政府“减负”与社会分权政府“减负”与社会分权 蒋京议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研究和解决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其核 心内涵是关于社会相对于政府的自治功能及其实现程度。从政府职能转变与促进 社会自治的内在联系和互动发展的规律进行考察，政府职能转变是促进社会自治 的重要前提，而社会自治能力的提高将成为进一步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性资 源。从这个意义上讲，解决好政府与社会的职能分工问题，对于探求现代社会自 治的实现方式，统筹协调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进一步展望国家与社会健康关 系的前景，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由于政府是在社会的基础上而得以产生的，因而由政府来治理它所管辖下的 社会，以维持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并以此来保障全体公民的人身、财产等权 利，已经历史地成为政府存在的重要根据。然而，在传统的观念看来，政府的权 力和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只要政府有动议，不管公民的意向如何，它就可以做它 想做的一切，政府管理的触角可以延伸到社会各个领域的每个角落，政府的作为 成了主导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于是，在传统社会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情景，一 端是庞大的全能政府 ，另一端是分散的单个公民，从而形成了学者们所描述的 那种大政府小社会或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 但是，当社会开始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人们不得不考虑政府职能转 变这个现实问题。因为，在全能政府的模式下，政府的生存和发展将越来越面 临重重的压力和困境。归结起来讲，其原因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的运 转需要依靠财力的支撑，而这种财力只有通过税收才能得以实现，即政府管理是 有税收成本的。然而庞大的政府机构必然造成高额的行政成本，而更为实质性的 问题是，在传统社会中政府官员通常是不承担决策失败风险的，所以从这个角度 来说，政府的规模越大，损失也就越大。这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社会财力消耗的经 济问题，它有可能成为引起民怨进而影响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二是社会生态环 境的变化使得政府单方面的不可治理性程度在加大，传统意义上的强政府弱社 会 ，以及全能政府单独主治的局面已经难以解决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 应当看到，当今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与现实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分不开 的，但是社会越向前发展越使人们认识到，一个国家和地区要实现现代化，一是 经济要繁荣发展，二是社会要全面进步，所以现代政府不仅要强调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而且必须要在实现由社会控制向社会服务这个重大转变的基础上，妥善处 理好政府与社会及其社会中不同领域的职能分工问题，有效地培养社会的自治能 力，把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作为现代政府的主要职能。 要实现政府职能的这种重大转变，关键在于解决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亦即 政府与社会的职能分工问题。过去，我国政府在行使职能过程中一定程度地存在 着越位、缺位和错位的问题。越位就是政府直接管理经济事务；缺位就是政 府公共服务功能没有充分发挥；错位就是政府微观事务繁忙、宏观统筹不力。 解决这三位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要使政府把制定和运用政策作为自己的主要 职能，把政府的注意力转到主要为社会和市场主体服务以及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 来，充分发挥政策在管理经济和服务社会方面的重要作用，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全 面发展。与此同时，政府要把相当部分的行政业务从行政执行领域中分离出去并 让渡给社会，一方面为自己减负进而实现职能转变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为提高 社会自治能力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当然公共产品的提供和管理是例外的，因 为它是市场失灵的重要部分，其需求与供给是无法自动通过市场机制而能得到相 互适应、取得平衡的，所以只有依靠政府的力量来予以解决，而把除此之外属于 事务性、技术性的行政业务与社区及民间组织进行相对分工、共同解决，这应当 成为现代政府运作的实施方向。 政府主动减负与向社会分权，一方面充分表明结束大政府小社会的时代 正在和已经到来，建立小而能的政府已经成为政府转型和再造的既定目标；另 一方面，也向我们提出了大社会如何进行构建这个崭新和重大的课题。我们提 出的大社会当然不是表达民众数量或地域规模的涵义，它是对大政府小社会 传统格局转型的一种积极探求。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一个具有 现代精神的社会，不仅应该是一个凸显公民价值与权利的民主社会，而且还应该 是一个倡导公民投入与参与的责任社会。而我们现在要研究和提出的实质性问题 是，公民的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既不是自发形成的，更不能用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