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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合作行为探究
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合作行为探究
〔摘要〕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事关微观层面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理论上,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受益主体范围明确,其有效率的供给模式是由社区范围内的居民自行组织,其供给水平决定于主体之间的合作行为与非合作行为,而合作行为与非合作行为内生于特定的社区环境,是主体属性与制度安排的结果变量,嵌入于农村社区特定的社会结构之中。本文以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村社区为现实研究背景,以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理论为基础,从主体要素和制度要素两个维度建立起了一个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的合作行为的分析框架,提出了相关的理论命题。
〔关键词〕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异质性;合作行为;嵌入理论
〔中图分类号〕C919;C912.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6-0101-07
一、问题的提出
公共产品是相对于私人产品而言的,纯粹意义上的公共产品具有消费上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任何个人的消费都不会减少和影响其他人对这类物品消费的基本属性决定了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与私人产品的不同。1公共产品理论研究集中在公共产品的类型界定、公共产品有效率供给以及与公共产品供给相关的筹资与成本分担机制设计上。公共产品分类研究是公共产品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有关公共产品类型研究是以物品的分类为基础的,有两分法、三分法和四分法。奥斯特罗姆以排他性和共同使用为标准将物品分为私益物品、收费物品、公共池塘资源和公益物品四大类,不同类型物品的有效率供给机制和设计原理虽没有统一而固定不变的模式,但相互之间的差别却是不可忽视的。2公共产品消费上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决定了市场机制在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的失灵,致使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共享资源的治理始终面临着公地悲剧、囚徒困境和集体行动悖论三大难题。公共产品理论是政府职能边界的确定,政府、市场和企业关系处理,公共财政分配的基础理论。3近年来,随着实验经济学的兴起,国内外理论工作者从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角度出发,以主体的经济理性为基本前提假设,对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自发合作行为生成的条件与环境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尤其是现实世界中广泛存在的私人自愿供给公共产品实践案例,颠覆了人们对公共产品供给理论的传统认识,引起了人们对公共产品政府单一供给模式的反思。4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研究发现不仅丰富了公共产品供给理论的内涵,也拓展了公共产品供给的融资方式,为解决财政资金约束条件下的公共产品供给难题寻求到了第三条道路,为社会福利的增加寻求到了新的途径。如果以公共产品的私人自愿供给为既定事实,那么,这种自愿供给在什么类型的公共产品供给中更容易产生,它是否与供给主体的个体属性和环境属性相关,也就是说什么样的个体更容易在公共产品供给中出现合作行为,什么样的制度环境安排更容易导致个体合作行为的产生,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是什么就成为了公共产品私人自愿供给中的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如果将上述一般性理论问题作进一步的具体推导,那么在转型时期、非均衡化的乡村社会中,围绕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是否会存在合作行为,这些合作行为的产生与合作主体和社区环境的关系是什么就成为乡村社会治理必须回答清楚的问题。
二、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与供给合作行为环境分析
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有别于统一概念下的公共产品,类似于布坎南的俱乐部产品,既包括器物性的有形产品,也包括无形的农村公共事务,其供给具有明显的空间范围,局限于一个村庄,消费主体身份特征和范围易于界定。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消费过程中既有不完全的非排他性,也具有不完全的非竞争性,其供给水平事关一定范围内的农村社区居民公共利益,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具有经济和社会功能。以中国农村经济、社会转型为大的历史背景,微观层面上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主体合作行为产生的条件是什么,一直以来是广大理论工作者所忽视的问题。目前,有关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研究成果众多,广大理论工作者以农村社会内部资源不足和农村公共产品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密切关联为研究预设,从城乡统筹发展和城乡要素供求关系角度出发,认为农村社会的发展在缩小城乡差距,带给农村居民切实的经济利益外,还具有正外部性,因此,加大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既符合广大农民的利益诉求,也符合整体社会利益诉求,强调政府对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财政投入正在演变成为一种社会共识。5显然地,强调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的财政投入具有均等化城乡公共服务的作用,然而财政资金的投入效应是以微观层面的接应能力为基础的,而这种接应能力不仅表现在实物层面上的基础设施配套条件上,而且也表现在社区的社会资本上,而合作行为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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