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江地域文化及土家族作家群探究.docVIP

乌江地域文化及土家族作家群探究近20年来，地域文学及作家群研究在我国掀起新的高潮，这是我国文学呈多样化和个性化发展的体现。随着文学浙军、湘军、晋军、陕军、桂军等地域作家群的兴起，地域文学现象已成事实和规律，地域与作家、与文学的关系日渐清晰明朗。在乌江流域，受乌江地理环境、人文传统的影响，形成了为数不少的少数民族作家群。尤其是跨越黔渝两地的土家族作家群，在意识观念、思维方式、文化性格等方面独具一格，并以其群体规模、创作个性，引起全国文坛的关注，而且，其生成因素和创作走向对未来文学的发展具有经验性和启发性意义。因此，本文从乌江地域人文传统与土家族作家群的生成关系入手，对乌江流域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土家族作家群的生成因素、创作特征进行考察并解析，进而探讨乌江流域土家族作家群的创作走向与启示。 一、乌江流域土家族文学的兴盛与研究的缘起 关于地域文学和作家群研究不是当代人的专利。我国最早的文论著作《典论·论文》就研究过“建安七子”作家群；南北朝时期的《文心雕龙》研究过《诗经》和《楚辞》的地域性特征。宋代以后的许多文学流派，如“江西诗派”、“永嘉四灵”、“公安派”、“竞陵派”、“桐城派”等，用地域来为其命名已成习惯。当然，地域文学和作家群研究一直在持续、深入。到了近代，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等系列文章中，探讨了文明的发生、政治历史、文学学术、地理风俗、兵事与地域的关系。他认为，文学上千余年间“南北峙立，其受地理环境之影响”很为明显；“同一经学，而南北学风，自有不同，皆地理之影响使然也。”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王国维的《屈子文学之精神》、汪辟疆的《近代诗派与地域》，可以说是地域文学研究的专文。刘师培说：“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故所作文，多为言志、抒情之体。”明确指出荆楚文学与南方“水势浩洋”之密不可分的关系。王国维也指出：“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人远甚。”这是因为南方湿热的气候，容易形成犷放和倜傥不羁的习性，而丛林水泽，氤氩之气更易激发奇幻狂想。这种奇幻狂想与楚人的浪漫精神，则成就了荆楚文学奔放、浩瀚的气势。这些思想资源建构了今天大多数人所谈论的“地域文化”知识的内涵。在西方，法国19世纪文学史家丹纳，在《英国文学史》引言中，明确地把地理环境与种族、时代，作为决定文学的三大因素。同时他在《艺术哲学》中强调：“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这为人们研究地域文学提供了权威性的理论依据，并引发中国现代文学地域文化研究模式的产生。 然而，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均会产生新的地域文化、新的作家群和新的文学。20世纪80年代，随着文学的复苏并逐渐走向繁荣，探究文学地域现象源流与特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地域文化研究，在一场“寻根热”和“文化热”中再度兴起。至90年代，现代文学史家严家炎先生主编了一套《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他在《总序》中指出：“区域文化产生了有时隐蔽、有时显著然而总体上却非常深刻的影响，不仅影响了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作品的人生内容、艺术风格、表现乎法，而且还孕育出了一些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这不仅有力地揭示了地域文化与作家创作之间的紧密联系和文学发展的某种客观真理，而且再次掀起了地域文学和作家群研究的热潮。 那么，乌江流域当代土家族作家群研究，则是一个具有重要价值的选题。乌江是一个区域文明的标志，是一个区域文化的符号，是一个区域历史的见证者和记录者。乌江这条母亲河，孕育了许多土家族诗人、作家和学者，他们的成就令世人瞩目。诗歌方面，曾以《中文系》风靡一时的“莽汉派”诗歌创始人李亚伟获得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冉庄、冉冉先后获得第六届、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和首届“艾青诗歌奖”，冉仲景获得第一、二届重庆市少数民族文学奖和第三届“重庆文学奖”：散文诗方面，喻子涵获得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和“中国当代十大优秀散文诗作家”奖；散文、报告文学方面，阿多获得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刘照进、安元奎分别获得第四届“贵州文艺奖”和首届“乌江文学奖”，魏荣钊获得贵州省首届“乌江文学奖”和第三届“贵州文艺奖”，任光明获得《民族文学》“山丹奖”和“四川文学奖”，舒应福、姚元和均获得重庆首届少数民族文学奖；小说方面，陈川、田永红分别获得第四届、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苦金获得《民族文学》“龙虎山杯”新人奖和重庆文艺奖，姚明祥获得重庆首届少数民族文学奖，林照文获得贵州省首届“乌江文学奖”：戏剧方面，何立高获得第八届全国“孔雀奖”铜奖、第十一届全国“群星奖”银奖；文学评论方面，冉易光获得重庆文艺奖和重庆社科奖，向必群近年立足于民族文学创作评论和地域文学研究具有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