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保护背景下中国式打假.docVIP

双重保护背景下中国式打假2010年10月起，中国国务院统一部署了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以下简称“双打”），在全国集中整治侵权假冒问题，这也是迄今为止，我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打假行动。对于此次“双打”行动取得的成果，外界褒贬不一。多数观点认为，该行动展示了中国政府保护知识产权、打击侵权假冒的决心和力度，也有人认为，仅靠“运动式”的专项行动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当前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 实行司法与行政的“双重”保护政策，是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一大特色。但在现实操作当中，两种保护模式又存在诸多不协调之处，有时甚至会相互冲突，以致出现执法困境。 行政保护的程序障碍 行政保护作为打假维权最主要的一种方式，涉及工商、质监、版权和文化等多个行政执法部门。工商局处理商标的侵权和假冒，并依法对其进行罚款、没收、撤销经营许可证；质量技术监督局依照《质量法》对伪造产地、冒用厂名厂址进行行政处罚和没收；版权局和文化局主管非法出版物等文化产品的盗版。行政保护的便捷在于控方仅负有有限的举证责任，无需向公安部门申请搜查证，只需提供假冒证据和投诉书便可以快速行动，及时制止侵权。然而，据本刊记者了解，与司法保护相比，行政保护在实际操作层面并不十分顺畅，存在不透明性和程序障碍，往往给维权企业和品牌保护工作者带来诸多困惑。 2010年，本刊记者曾跟随2名律师代表霍尼韦尔公司前往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工商所进行投诉举报：当时正在上海国际展览馆举行的全球工业展会中，霍尼韦尔公司发现一家东北公司的展品涉嫌侵权，并委托律师进行现场维权。当律师们拿出准备好的照片证据及各种投诉资料时，却遇到了工商所的刁难：传真件字迹不清晰，部分资料没有进行公证或是缺少公章。于是，在整整一个下午的资料审理和等待中，事件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解决，而展会却已临近尾声。 “我们经常在一些车展上看到有侵权行为，但是当我们拿着材料、证据去找工商局的时候，他们经常以各种理由拒绝审理。比如，必须出示权利授权书和商标注册证。商标注册证原件只有一份，保留在总部，我们就被要求对复印件进行公证。往往当我们花费很多时间拿到这些公证文件或权利授权书时，车展已经结束了。”沃尔沃公司法律顾问Lily这样告诉本刊记者，“其实，往往是市场部和销售部先发现侵权行为，然后通知法律部，这中间已经经耗费了一段时间。等我们再去具体办理的时候，时间已经不够了。” 针对此现象，虽然工商总局有相应的条文，然而该条文要求在现实中是否具有可操作性，是许多品牌保护工作者们质疑的困惑。 缺乏透明度的行政查处 对于行政案件来说，查扣物品如何处置、如何仓储，最终是否会重新流回制假者手中，是业界品牌工作者们难以控制的难题。 据强生公司一位负责打假维权的工作人员透露，在有些案件里，行政执法部门对涉案物品进行就地封存，封存虽也是一种特殊手段，然而封存之后往往不了了之，后续工作十分不透明。最终如何处置，忙活一通的权利人往往无从知晓。特别对于涉案机器进行现场封存，甚至没有执行扣押的程序。而很多机器设备，执法部门难以认定是专用设备，只能通过拍卖或其他方式处理，往往会给制假者重操旧业提供了可能性。在一些案子中，就曾出现过犯罪嫌疑人使用的机器设备竟是来自法院拍卖！ “有时我们也接到工商局或者质监局的电话，被告知在查获假货时发现有我们公司的产品，要求我们出面到现场进行鉴定。然而鉴定之后，案子如何处理，结果有时并没有通知到我们权利人。”理光公司法务部陶秀玲告诉本刊记者。无法在行政查处程序中有效的行使其知情权，往往使得权利人对许多案子难以掌控：在某些案件中，有的行政执法部门不会向权利人出具查获清单或物品清单，往往导致后续工作难以跟进；有时执法部门甚至不会让权利人到执法现场，然而对假冒伪劣产品、产品的商标，执法人员并不十分熟悉，可能会让一些假冒产品成为漏网之鱼；而最后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往往只通知到了侵权人，却没有通知到权利人，给权利人后续可能的抗诉带来不便。 行政查处之后，如果涉案金额满5万，达到刑事立案标准，行政执法机关应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实现行政执法和司法保护的衔接机制。而现实是，由行政处罚而来的罚金时常会给部分执法部门带来一个错误的动机。如此，案件如何移交，尤其是移交速度，往往是权利人难以控制的。 另外，据本刊记者了解，在实践中，权利人有时会遇到“以刑代行”的案子——个别地方刑事执法部门取代了行政处罚部门的角色去处理案件，而“以刑代行”往往和地方保护主义紧密相连。 据一些品牌保护工作人员坦言，遇到一些本该走行政诉讼程序的案件，去工商部门或质监部门投诉，却往往会因其对手在当地复杂的社会关系而遭到推诿拒绝。”比如货运站，目前货运站的实际经营者往往与假冒市场的批发商联合起来，这些批发商基本没有自己的仓库，完全把货放在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