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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性报道:全方位扫描报道方式思辨性报道，记者不满足于平面镜似地机械反映事物的表象，而是力求作立体的扫描，既反映事物的“正象”，又折射事物的“反象”，并尽力挖掘事物本身所包含的丰富内涵，给读者留下更多的思考和启迪。 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变革时代，丰富生动的改革实践，万花筒般多变的现实，使传统的报道方式捉襟见肘，一些更能贴近改革开放实际的新的报道方式便应运而生。思辨性报道，就是在改革开放大潮催动下崛起的一支富有生命力的“劲旅”。它突破了新闻只报道事实的局限，在更高的思维层次上把握报道对象，使新闻报道显露出理性的征服力。 这是新闻与理论“嫁接”后盛开的灿烂的思维之花，它使新闻报道获得前所未有的厚度与力度，充分显示报道主体介入改革开放实践的能动精神。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如果理论思维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思想成熟程度，那么，思辨性报道的崛起，标志着新闻登上了新的历史高度。 思辨性报道是在时代的呐喊中呱呱坠地的。改革开放是交织着各种矛盾的艰难曲折的历程，新旧观念与体制的冲撞，把本来简单的事物变得纷繁复杂，把跌宕起伏的矛盾推到许多人面前：人们既为市场的发育成长叫好，又为市场的风云变幻莫测惊呼；在新与旧的“夹缝”中，人民既有率先“吃螃蟹”的欢乐，又有扎刺卡喉的苦恼。面对如此丰富复杂的现实，单靠就事论事的报道不能解释和回答人们的疑虑与问题，需要在更高的思维层次上去驾驭事实，需要记者具有探究的热情和审慎的思考，能潜入事物的内涵寻根究底，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使报道发挥明事悟理的作用。而思辨性报道，正是记者借助理论思维而寻找到的一种较好的报道方式。那么，这种新颖的报道方式有些什么特征呢？ 思辨性报道的特征体现在题材选择和报道内容上 首先，思辨性报道在题材的选择上，往往关注社会上的热点问题、热点事件，记者敢于把笔触伸向改革浪潮的漩涡之中，伸向公众议论纷纷而莫哀一是的问题。记者直面问题，发挥思辨性报道的优势，力求对这些热点问题、热点事件作出有深度、有说服力的解释。人民日报记者写的《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在世界和中国历史的制高点上，回答了中国为什么要选择改革开放这条强国富民之路。《改革陈痛的觉醒》，从发展中国家政治生态解剖着手，触及了改革“陈痛”中社会上种种心态，回应了在新旧体制交替之际，为什么会出现各种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提出了审慎对待，正确处理和协调社会各方面关系的对策。《第五代》回应的问题是，委派留学生是不是得不偿失，中国的大门是不是要继续打开？人民日报记者写的《鲁布革冲击波》从解剖基本建设工程管理体制的突破，展现新旧体制模式的摩擦、较量，回应了敢于突破陈旧管理体制的束缚，发达国家已达到的劳动效率，中国也能创造出来。 在报道内容上，思辨性新闻既非正面报道，又非负面报道，而是摒弃线性单一因果律的报道模式，打破对事物“好”与“坏”的简单评价，变两级而多极，变单立面为多侧面，可以铸问题与成绩于一炉，融表扬与批评一体，既有褒又有贬，既反映“得”，有反映“失”，既反映“利”，又反映“弊”，把事物的各个侧面都结合起来写，呈现出杂色纷陈、交相更替的态势。采用思辨性报道方式，能更真实地反映改革的进程。因为改革之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而改革之举也不可能完美无缺，往往是得失并存，利弊共生，只是两利相衡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比如，放活市场，就会出现非法经营的无序。所以，用思辨性报道来反映改革，可以如实描绘改革中的曲折历程，既反映改革的成果，得益与欢乐，又反映改革付出的代价、失落与苦恼，能有效克服报道中简单化、片面性的弊端。当然，我们反映改革中的成败并存，利弊共生的现象，应注意把握主导方面是利大于弊，成功多于失败。思辨性报道，记者不满足于平面镜似地机械反映事物的表象，而是力求作立体的扫描，既反映事物的“正象”，又折射事物的“反象”，并尽力挖掘事物本身所包含的丰富内涵，给读者留下更多的思考和启迪。 思辨性报道的另一个特征是报道内容的的丰富性和系统性。这种报道方式，要求记者把客观报道对象，看作是由相互联系的多要素构成的、具有多维空间的整体，而不是仅仅是看成一个点，、一条线或一个侧面。在对客体进行全方位“扫描”后，记者可以从上下、左右、内外、前后、纵横、正反等各方面“包抄”、开掘，充分揭示事物的内因及发展趋势。人民日报记者罗荣兴、祝华新、曹焕荣采写的《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是新闻界公认的闪烁着思辨光彩的新闻佳作。记者紧紧抓住当前改革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把中国的改革放到世界经济和人类进步的大背景下进行关照，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有横向的对比，纵向的剖析，通过大量历史事实和现实问题的分析，有说服力回答了中国改革面临的诸多问题，揭示了中国改革的历史必然性。这篇政论式通讯，长达万余字，但由于它从历史和理论的高度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