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采访权滥用现实表现.docVIP

新闻采访权滥用现实表现采访权是指新闻记者在工作中享有的、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不受限制地收集信息的权利。记者拥有采访权去获取信息,但由于缺乏法律和制度的规范,记者在行使采访权时问题颇多,有些采访活动不合乎道德,还有些采访活动触犯了法律。比如“2008年9月,山西矿难记者领取封口费”事件;鄂东某报“新闻敲诈”事件,“茶水发炎”事件,“纸馅包子”事件……随着媒介生态环境的变化,滥用新闻采访权的问题也逐渐显现。目前,我国新闻媒体记者滥用采访权主要有新闻寻租、媒体暴力、策划新闻、媒体错位和新闻侵权这五种表现。 新闻寻租 “新闻寻租”简单地说就是记者利用采访权来寻求经济利益。本文对比较常见的新闻寻租方式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有偿新闻。“有偿新闻”是指新闻机构及新闻工作者对要求刊登新闻者索取一定费用的新闻。近年来,此类“新闻”在有些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报刊、广播、电视上繁衍速度很快,侵占的版面、时段也日渐增多。主要表现在:一是传媒的编辑部门与广告、发行或经营部门混岗现象较为普遍。从中央传媒到地方传媒,都存在要求记者拉广告、分摊征订任务的现象。特别是拉广告,丰厚的回扣诱惑力很大,于是记者的正面采访就可能变成发稿权与广告之间的交易,这种制度上的要求将使新闻价值和政治宣传价值受到利益的诱惑而扭曲。二是广告与新闻栏目或其他节目混淆的现象较为普遍。有的将明显的广告标识以“企业家风采”、“某某访谈”、“健康之路”等名称出现;有的整版新闻或整个节目,其实是在变相做广告。三是传媒的栏目或节目与企业合办的现象相对普遍。传媒负有监督社会的职能,这样的“合办”即意味着这个栏目或节目自动放弃对该企业的监督权利。 记者索贿。记者腐败体现最鲜明的就是记者收受或索要礼金。索贿的方式有很多种,有的新闻工作者在采访报道活动中接受行贿者各种形式的礼金,包括现金、实物、有价证券等;有的则去企事业单位当所谓的兼职“顾问”,领取薪酬;或者为企业搞所谓的“新闻策划”,共谋制造“新闻”,从中牟利;还有的甚至打着记者、编辑的招牌,为广告公司强拉广告,采访索要“红包”,标价兜售“有偿新闻”。收受或索要礼金虽然并不代表新闻从业人员的主流,但却严重地腐蚀与毒害了新闻队伍,导致了敬业精神的失落和拜金主义的盛行,对新闻事业造成了不可低估的危害。 媒体腐败。2003年,鄂东某报以曝光当事方丑闻的方式强拉广告,形成了一条报社领导――记者(25%提成)――受要挟单位的“媒体腐败食物链”,一年内该报发行量和广告纯收入都翻了一番。鄂东某报“新闻敲诈”事件就是典型的媒体腐败。媒体腐败包括经营管理行为腐败和经营管理制度腐败两个方面。首先,经营管理行为腐败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经营管理者把新闻机构、新闻活动作为自身谋利、发财的工具;二是指这类经营管理者对新闻从业人员实施腐败管理,即以自身的行为为“榜样”,导引、放纵新闻从业人员参与、从事谋取私利的活动。其次,“有偿新闻”为什么屡禁不止,且有泛滥之势,与经营管理制度存在的问题密不可分。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一些以禁止“有偿新闻”为名的上缴“红包”的规定、措施等。这类规定、措施均要求采编人员上缴“红包”,而上缴后可获20%～60%或更高的返还。这样的制度,不仅起不到禁止“有偿新闻”的作用,而且为“有偿新闻”提供了制度支持。有业内人士说:“这是双赢,我们拿得多,单位收得多,经过组织处理,我们的钱就干净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媒体参与市场竞争,谋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理属应当,但是有些媒体以上三种滥用权力寻求自身非法经济利益的行为,完全牺牲了新闻的社会效益,背离了新闻的党性原则,背离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的宗旨,必然导致我国新闻传播整体公信力的下降。 媒体暴力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媒介所拥有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是党政权力的延伸或对这种权力的补充,媒介的意见通常被视为某一级党组织的意见,权威性很大。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许多上访者不找政府、不找法院,而找媒体、找记者,并且找的结果往往是使久拖不决的问题如愿了结,这就进一步强化了媒体的权威性,也让某些媒体错误地认为自己是行政机关,高高在上,在采访、报道中对采访对象和受众造成不应有的伤害或侵权。 强迫采访。这种“暴力”行为的主要表现是,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以满足公民知情权、表现百姓现实生活原生态为名,强行闯入个体的私人空间,以公开个人隐私为主进行新闻采集与传播,这种现象在“民生新闻”和“DV通讯员”中比较突出。新闻“暴力”化现象是当前愈演愈烈的电视新闻大战下催生的畸形儿,这种貌似传达百姓生活原生态的行为,实际上是电视媒体强设议题、侵犯当事人个人权利的表现。一些新闻报道打着贴近群众、真实再现社会普通百姓生活的旗号,将镜头强行深入到普通百姓的隐秘之处,将社会个体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