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行政诉讼案例.doc

最高法酝酿将大学纳入行政诉讼 高校反对声重重 2004年08月24日16:21 东方网 提到大学生状告高校，人们立即会联想起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和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两案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因为对学校不予颁发学位证或学历证的决定不服，而提起行政诉讼，不同之处在于，前案原告完全胜诉，而后案原告则被驳回起诉。 北京海淀法院把田永案的一二审判决文书，收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于安教授认为，这样做表明最高人民法院不仅认可了该案的判决，而且愿意把它作为经典案例推广。 北京大学博士生刘燕文是因为对北大不授予博士学位的决定不服，而将北大告上法庭的。尽管法院一审判决刘胜诉，但在后来的二审和重新审理中，该案据报道遇到了“不正常”的干扰，刘的诉讼请求最后被海淀法院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法学家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事实上,刘燕文状告北大并在一审胜诉的消息，让包括北大在内的众多高校管理者深感不安。有的高校通过教育部甚至一些担任人大代表的本校学者，向最高人民法院施加压力，要求法院不要受理类似案件。 这位学者说:“在当时，不少高校管理者意识到，照田永和刘燕文两案的判法搞下去，大多数高校都将面临如潮的官司。因为这些学校一方面对学生的处分很随意,不符合行政程序原则;另一方面，它们自行制定了很多学校内部规则，而这些规则恰恰与法律和教育部的规定相背,只要学生一告,学校马上会败诉。” 高校管理者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在刘燕文案之后,至少在北京地区,各级法院就和高校达成了默契──凡是学生状告高校的行政诉讼案件一概不予受理。在其他地区，这种默契则程度不同地存在于司法实践中。 “正是由于高校和法院达成了默契，使得大学生的正当权益在受到学校侵害时有时无法得到司法救济。这正是本次司法解释得以酝酿的根本原因。”那位学者说。 有学生甚至认为，在与学校对簿公堂的时候，学生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这一利益集团尽管一直在教育人们善良、诚实和公正，但对自己却有时实行双重标准。 一个远未成型的解释 北京大学法学院行政法专家湛中乐教授，参加了最高人民法院制定该司法解释前组织的专家听证会。 湛中乐认为，这项司法解释的出台将对学生产生积极作用，而对学校来说则意味着挑战。因为，在司法监督下，学校再不能随意处分学生。 “事实上，行政法学界普遍认为学校具有行政主体资格，该司法解释恰恰是对行政诉讼法第11条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完整性理解，这也是法律完善的表现。”他说。 于安告诉《望东方周刊》，就在刘燕文案件后，由于高校要求法院停止受理类似案件的呼声较高，法院和教育系统最终达成了默契，即今后的类似纠纷，由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内部裁决。 于安说，在法院拒绝受理相关案件后，大量的纠纷就被推到了教育部，让后者叫苦不迭。不过，现任教育部长周济上任不久，就决定对几乎所有有关高等教育的法律法规提出修改建议，目的就是促成高等教育的法治化。 周济的举措和法学家们的主张不谋而合。2004年初，于安教授在向清华大学中心学习组报告“高等学校治理中的法律问题”时就指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个人的受教育权已经不只是普通的民事利益，而已发展成为第一利益。因此，高等教育机构对个人受教育权的处分，理应受到更为严格的限制。 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对此司法解释持反对立场主要理由包括:对学生和学术的处理是高校的固有权力，法院的处理影响了高校的自主权，破坏了学术自由；法院受理高教案件会影响社会稳定。 “这两个理由都是很荒唐的，根本经不起推敲。”于安说，“从来没有哪种权力是不受监督的，拒绝监督的权力是很可怕的；而没有司法监督的内部为所欲为，只能破坏稳定。” 争议仍在继续，知名行政法学专家、浙江大学副校长胡建淼教授警告，在这个问题上要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一方面应当告别高校管理不受司法监督之“自由王国”，另一方面又要拒绝高校诉讼的“全面开放”。 “高校行政诉讼只能适用高校之‘纯行政性’行为，不能适用‘纯学术性’行为。这是符合国际规则的。”他说。 高校里的这些纠纷能否被纳入行政诉讼的有效司法监督之下，目前还不明朗，但人们普遍相信，现在的一些情况肯定是不正常的。 五类高校管理行为可能涉讼 一、入学问题，即高校的招生工作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二、学籍管理问题，即对学生进行行政处分是否合法和适当,是否侵犯学生合法权益; 三、学位、学历的授予问题; 四、毕业生就业问题; 五、其他侵权行为，例如学校有关部门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搜查学生宿舍,干预学生姓名权、就业选择权,禁止学生谈恋爱,乱罚款等问题。 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 1998年底,北京科技大学应用科学学院物理化学系94级学生田永一纸行政诉状将自己的母校告上法庭，要求法庭判令学校按规定向自己颁发毕业证和学位证,办理相应的毕业手续,并赔偿因为延迟颁证所遭受的损失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