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文明融合的端倪：哈莱姆文艺复兴.doc

城乡文明融合的端倪：哈莱姆文艺复兴 城乡文明冲突往往是形而上的而非物质层面上的冲突。作为现代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城市化是不可避免的潮流。人们中意城市的原因无非是科技进步、物质丰富和生活现代化等城市文明的明显优势，“积极进取”是城市化和人们从农村奔向城市的主要原因。1658年荷兰人初建哈莱姆村，地名就是按照荷兰城市哈勒姆起的， 一路按照城市的轨迹发展；19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农田逐渐从哈莱姆境内消失，1873年哈莱姆归入纽约市辖下，成为“大苹果”的一部分；时至今日哈莱姆已尽显大都市的风范，难见任何田园风光。哈莱姆的发展如同今天中国绝大多数城市一样，并无“花园城市”的概念。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不少都曾以地标性建筑之名彰显城市的荣耀。 都市人对青山绿水、田野风情的追忆和渴望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是现代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孤独和异化感催生的结果。城市聚集了更多的人群，但是乡村曾经拥有的温暖、熟悉的人际关系不复存在，钢筋丛林隔断了温情，同一单元相闻不相识是都市人典型的困境，都市生活的快节奏带给人们巨大的压力和对他人事务的无暇顾及乃至漠不关心。要求回归乡村的人不多，直接过回田园生活的更少，寻找和创造“一片绿色”者在都市则大有人在。绿色只是表象，内心的安宁才是目的。久居都市的人们很容易产生对钢筋丛林和冷漠隔绝的不满以及对田园风光和脉脉温情的追忆与向往。 1873年，哈莱姆并入纽约市的同一年，邻近的中央公园耗时15年扩建完工，人称“全世界大都市中最美的城市公园。几乎同时发生的两个事件凸显了城市化过程中的悖论，一方面城市的版图不断地向周围扩张，另一方面都市人又渴望在城市中央保留一块绿地；奔向现代化使城市化成为不可避免的潮流，丧失农村的质朴和陷入孤独、异化的困境又驱使都市人几近绝望地在城市中重现农村的优质因素。这一年的哈莱姆人恐怕很难理解老曼哈顿人的决定，初入都市的兴奋在随后市政建设的突飞猛进中一览无余，但半个世纪后哈莱姆文艺复兴出现之时，俨然以老都市人自居的哈莱姆居民一定感受到了当年曼哈顿人内心的苦痛，而他们又从中央公园的现实中领悟了一个道理：找回乡野景观容易，找回乡村的氛围难；与其重塑乡村地貌，不如重建乡村的文化氛围。 怀着与刚刚成为纽约市民的哈莱姆人同样心情的还有一大批从美国中西部小镇、郊区和乡村走出来的作家，到了20世纪20年代，他们成了美国文坛的主流，只有菲兹杰拉德和多斯·帕索斯等少数几位来自都市的作家算是例外。无论他们来自农庄、村落还是小乡镇，离开时他们都自以为告别的是“老一辈”，与之决裂的是“不合时宜的旧传统”——习俗、虔诚、虚伪、低下的品味和精神的贫瘠。他们一路东进，从乡村走入城市，从小城市奔向大城市，进而奔向更大、貌似底蕴更为深厚的大都会，去接受“再教育”。纽约，包括哈莱姆，对许多人而言就是终点站，对少数人而言是进一步奔向欧洲的中转站，而在所有人心中，追求“进步”、“开化”和“文明”的理想则是这场迁徙的原动力。 这场迁徙也一度几乎使芝加哥替代纽约成为了美国的文化中心。新英格兰地区是洋基文化的根据地，边疆文学为边缘话语发生，并在“西部文学”、马克·吐温的写实文学和惠特曼“世界之巅的野性呐喊”中延续，但最终的式微反而凸显了新英格兰主流话语的地位。而在新英格兰地区，中心文化空间也经历了从乡村向城市的转变，尽管过程可以说是拉锯式的，但超验主义者回归自然的呼吁只能取得自娱自乐的结果，文化人倡导的田园之乐阻止不了大众对于现代生活的向往，哈莱姆在中央公园竣工之年“入市”极具代表性。纽约出生、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呆在纽约的赫曼·麦尔维尔虽不赞同超验主义的观点，但他的题材却始终没有脱离自然。1891年他在纽约终老时却几乎被人遗忘了，此时纽约正在积极寻找新的文学代言人，很快来自北卡罗莱纳的波特脱颖而出，欧·亨利声情并茂地写尽了“四百万”纽约人熟知的都市底层生活。与此同时，纽约出生的伊迪斯·华顿（放在今日，应该冠以“美女作家”或“都市丽人”的称谓）开始描摹纽约上流社会“四百家”的故事。欧·亨利和华顿不经意间的“合谋”使得纽约在成为经济中心的同时也成了文学重镇，并让美国跨入了“城市文学”的时代。1910年欧·亨利在纽约去世的时候，美国的文学青年已不可能呆在西部乡镇里谋求成功，他们奔向东部大城市谋求自由（佛洛德·戴尔）、“品味”（格伦威·维斯考特）、文化教养（薇拉·凯瑟）和道德成熟（舍伍德·安德森）。 此时的中西部已经成为了乡村文明的象征，与之相对应的是芝加哥的崛起。1912年到1925年间的芝加哥文艺复兴使得芝加哥大有盖过纽约之势。在西奥多·德莱赛、埃德加·李·马斯特斯和卡尔·桑德堡等一连串响当当的人物当中，舍伍德·安德森的经历最具代表性。表面看来，安德森是大城市培育的作家，是芝加哥赋予他“成才”的各种条件：弥补早年教育不足的大量阅读，一大批志趣相近、可以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