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宋庆龄那样对外介绍中国.docVIP

像宋庆龄那样对外介绍中国得益于家庭影响、成长环境、所受教育，宋庆龄熟谙中西文化和对外传播的艺术。可以说，她在对外交往中的许多言行都是最好的对外传播。许多外国朋友正是从她的讲话和活动或她的著作中，从与她的书信往来或相互接触中，才认识了中国。她的对外传播实践和经验，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我试着把最值得认真学习之处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尚盼方家不吝赐教。 使用对方容易接受的语言和方式 1950年5月，宋庆龄在为莫斯科《少年先锋报》所作的《解放斗争中的中国儿童》一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她写道：“我国少年在历史性的阶段中所创立的革命事迹，有许多情形与英勇的苏联少年过去的事迹相似。回想他们在火线前后的自我牺牲和英勇的事迹，使我们联想到帖木耳分队和青年近卫军这两个故事。我们也有我们的帖木耳和青年近卫军，他们也在争取人民所应得的权利斗争中表现了国际主义的勇气。”她还希望国际友人在向他们的人民介绍中国时也能这样做。1968年2月，她就向英国利兹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位教授提出过这样的建议：“我真的希望在英国有人能看清楚中国发生的历史性的变化，并以西方人能够理解的语言去解释（我确信会有这样的人）。” 头一个例子，说明在对外传播中尽可能寻求和利用两种文化的共同点或共性，帮助对方理解我们所要传播的内容；后一个例子则说明，要注意克服跨文化传播的局限性，也就是要使用对方能理解的语言进行解释。这便是对外传播的特殊性。 有的放矢　加强针对性 人们常说，对外传播要内外有别、外外有别，指的就是要重视不同对象的不同要求、不同兴趣、不同的接受能力等等。所以，搞好跨文化交流，要知己知彼。知己就是内知国情，包括认识我们自己的文化；知彼就是充分认识跨文化交流的意义和重要性，了解不同民族间文化的差异。 在这方面，宋庆龄堪称大师。解放前夕，她还在积极争取海外友人对中国人民的福利救济事业提供援助。对提供援助的人来说，他们的援助用于哪些领域、发挥了哪些作用，自然是想了解的。宋庆龄针对他们的兴趣这样回答：“在过去的两年中，我们在本市（按：指上海）开展了一项包括三方面的儿童福利工作，及群众性文化工作，免费医疗和发放救济物资，本市二万三千名最贫困青少年受益。群众性文化班由小先生当教师。小先生是我们福利站文化班培训的，就这样，我们盼望数以百计第一次有机会学文化的青少年，有朝一日也成长为小先生，从而使祖国根本问题之一得到解决。用同样的方法，我们培训小保健员，帮助医务人员传播卫生基础知识，执行群众疫苗接种和其他医务上预防工作。我们相信培训的少年儿童，将来会成长为未来祖国真正的领导人。” 宋庆龄不止一次对《中国建设》杂志提出很有针对性的选题，指示编辑记者组织或采写稿件。她并且亲历亲为，所撰写的很多文章都是就某一问题、针对特定国家或地区读者的需求，也留下了很好的范例。特别是，为了求得最好的效果，她写文章，都是亲自动笔。著名无党派人士程思远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在她的书桌上，还摆着自己写的中、英文稿件，这表明她亲自执笔写文章，从不假手于人。她藏书丰富，都由她分门别类，贴上标签，办事严谨，大抵如此。”她许多指导《中国建设》杂志工作的信件，也是亲笔写的。 有一个例子正可说明加强针对性对提高对外传播实效的重要性。那是1950年秋天，宋庆龄向美国的中国福利呼吁会发表录音讲话。如讲话的题目《新中国的信息》一样，她传播的是国外朋友最感兴趣的新中国的丰富信息，首先是和平和友谊的信息。她这样来加以说明：“我们是一个拥有和平和建设的民族，没有人比中国人民更能体会和平的真义。我们已经经历了一百年以上的战争……将不惜任何代价来保卫和平。”“当中国人民处在最黑暗的日子里时，你们曾对我们表现了这种力量，对于当时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战斗的人们，你们曾是一种经常鼓舞的泉源。现在我们想同样鼓舞着你们。……解放了的中国人民，伸出了友谊的手，超过海洋，紧握着诸位的手。有了统一战线，我们才能保卫和平。这是中国人民要告诉美国人民的信息。”当时的报道说，那天听讲的有一百多人，新友甚多。录音讲话非常动人，许多代表都为之流泪。 一篇讲话之所以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讲话者本人的人格魅力，另一方面则因为她知道这些美国朋友想知道新中国的哪些信息，如何把这些信息告诉他们，才能让他们能够理解和接受。 力戒夸张和吹擂 宋庆龄多次批评在对外报道中夸张、自吹自擂、报喜不报忧等不良倾向。如1958年，当“浮夸风”遍及全国的时候，她就《中国建设》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内容，写信提出自己的看法：“读后给我的印象是，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觉得，我们应该说，在福利方面我们要做的事还很多，因为我们还处在建设一个新社会和一个新经济基础的过程中。这个情况应该讲得更明确些。” 宋庆龄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