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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共同伦理构建的可能性探讨 　　人类共同伦理的建构之所以遭遇困难，从理论上来说，是由于不同伦理传统之间的对话缺乏应有的观念层级区分。具体来说，不论是形而下的伦理规范及制度层级的对话，还是形而上的信仰及伦理原则层级的对话，都不可能达成共同伦理。这就需要通过厘清观念层级，进入到当代人类共同生活的本源情境之中，以此为对话各方的共同场域，从而使不同伦理展开平等对话成为可能。 　　一、当前伦理对话的两个层面 　　(一) 伦理规范层级上的对话 　　在这个层面上的对话，主要表现为三种情形: 　　1． 强势文明传统下的伦理规范和制度成为评价另一种伦理规范或制度是否恰当的标准，或成为其他文明传统下的民族国家建立或改革本国伦理规范、制度时效仿的对象。目前世界各文明交往与对话的主导模式普世价值文明转型的对话模式，就是基于西方强势文明的大背景而形成的一种教化式的对话模式，是一种抽象的普世主义。(例如美国用人权，特别是政治化的人权向世界各国传播，甚至向世界施压。)身处这一语境的人们有意无意地接受了一种预设，即: 世界文明发展应该有一个共同的方向，而调整文明发展方向的指示性标志便是普世价值。因此，各文明应该以这个普世价值为坐标进行自我改造，实现自我转型。不然的话，西方文明就应该借助外在压力迫使弱势文明转型。 　　这无疑是将西方两希传统下的伦理规范和制度作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伦理标准，以文明的强势攫取了普世价值的话语权，要求弱势文明以此为方向和标准，自觉改造，最终同归于所谓的普世价值中，而事实上，各文明传统下的伦理建构无法通过这一模式实现真正的自我更新。 　　2． 固守着不同伦理规范和制度的群体之间通过抽象的线性比较，互相指责，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这种情形在一些比较伦理研究或文明对话中也时常出现，比如，通过简单地比较儒家伦理是人为本的，基督伦理则是神为本的; 儒家伦理是性善论的，基督伦理则是原罪论的; 儒家伦理是整体性的，基督伦理则是个体性的等等，就以此说明，二者之间差异冲突是根本的，共同和相容性是有限的、表层的，不同伦理之间没有进行深入对话的可能。可以说，这是各文明传统中封闭的特殊主义也就是原教旨主义的表现，从其本身就排斥任何新出现的、外来的观念，这种脱离现实、脱离当下实情的执守其传统的伦理规范和制度，表面看起来是在继承发扬传统，保持文明的特殊性，而从长远看，恰恰是在断送其传统。 　　以上两种情形对话正是当前造成文明冲突甚至战乱的原因。2004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明对话，曾试图在抽象的普世主义和封闭的特殊主义中间找到出路，但因缺乏对话的共同场域而无法揭示各文明传统下伦理的共同性和差异的根源，使这一问题至今未得到根本有效的解决。 　　3． 从伦理规范和制度层面上，寻求不同文明传统下的伦理的共同性，全球伦理提出就是在这个层面上努力的成果。何怀宏等学者认为全球伦理主要是通过不同伦理规范制度的对比，求同存异，企图寻求一种最低限度的行为规范层面上确立; 当考虑一个民族的宗教或伦理传统与这种全球伦理是否相容或相融的问题时，行为规范无疑就应比价值体系得到更为优先的地位。在此，我们有必要区分底线伦理规则和可以支持它们的各种宗教伦理精神和价值体系，前者是可望达成共识的，后者则是应当允许保留合理的差异的。 　　全球伦理给出的只是伦理规范，而非伦理原则。 　　上述这三种情形往往是以经验归纳的思路得出结论，即以目前受众数量上的多少，文化势态上的强势程度来判定一种伦理规则是否合理、适用，然而这一方法是缺乏正当性和合理性依据的。翟振明教授就曾在这点上对全球伦理提出质疑: 孔汉思所谓的全球伦理却是对世界宗教的实践和实际所遵循的规则进行观察的结果。 　　经验归纳并不能证明这些规范的正当性，只能证明某种事实的存在，而非这种事实的价值，这样的讨论不能给出任何伦理原则，因此相互的效仿与指责都是无根据甚至无意义的。 　　(二) 伦理原则层面上的对话 　　有学者认为，不同伦理之间的对话一旦追溯到伦理规范所赖以成立的原则上去，就会触及到不同宗教、不同文明传统中的核心价值观，那样就会失去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因此对于不同伦理规范背后的价值观和信仰的态度上很谨慎，但同时也陷入一种自相矛盾境地。 　　他们一方面认为，不同的伦理体系之间，其伦理原则是不同的，甚至是不能相容的，应该彼此尊重和保持伦理原则上的差异性，以此有意回避了伦理原则问题。而事实上，价值观是社会伦理建构最直接的理论基础，任何伦理规范的差异都有其原则上的依据，伦理原则为相应的伦理规范奠基，仅谈共同的伦理规范而无视不同伦理体系的原则之间存在的分歧是不能设想的。在另一方面，他们有意无意地又自持某种信仰和价值观，居高临下地评判其他价值观下的伦理规范，这就产生了一种错位。以亚洲价值、西方价值、儒家伦理等等衡量评判不同文明传统下具体的伦理规范和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