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比较法.docVIP

　　研究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比较法 　　引言 　　近几十年来，在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的分析领域，比较研究的方法逐渐成为研究的主导范式，特别是对福利国家制度的比较研究更是运用较多。但这些比较研究存在着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西方学者的比较研究大多将其视野集中于西方国家内部的比较研究，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的比较研究较为少见。即使有所涉及，都是以工业化的逻辑来分析其模式特征，认为西方的福利制度可以运用到这些东方现代化的国家之中，而没有考虑到东西方社会在福利文化传统中存在的极大差异性。二是现有的比较研究中只是集中于对所比较的国家进行一定时期内的社会保障发展和政策制定方面的研究。这样的研究限制了新的发现，因为强调国家所制定的福利政策，很少能反映广大民众个人的真实想法和民间意愿，甚至有可能降低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因此，不能不说这种短程的比较研究具有一定局限性。三是现有的比较研究过分强调福利制度的量化发展。如集中于社会保障的费用支出、社会保险的覆盖率和福利费用的预算等方面，而没有考虑到制定这些制度政策背后所深藏的福利文化积淀，正是这些不同的福利文化导致了中西各国迥异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1]. 　　然而，对于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进行的分类研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大多数学者都是以对工业化的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研究为主，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社会保障模式的研究较为缺乏。并且，大多数学者都以一种趋同论的观点来看待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即认为以西方为主导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会带来世界范围内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趋同化。这种趋同化的模式观念无疑主导了整个比较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范式，也局限了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比较视野。因此，扩展新的研究视角，找寻新的模式划分的维度，提出新的中西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类型划分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三个世界 　　从类型学的角度对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研究，可以上溯到威伦斯基和黎贝克将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划分为残余模式和制度化模式.在残余模式中，肯定市场的主导地位，否认政府的福利责任； 而在制度化模式中，则主张人们的社会权利，强调政府对福利的主导[2].而后，蒂特马斯又把西方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划分为三种模式： 一是剩余型模式,即福利的需求主要通过个人来满足，当个人保障无效时，公共部门才介入； 二是工业绩效型,即个人的福利保障决定于个人的工作表现，遵循的是一种市场竞争的理论； 三是制度化再分配型,即政府主动、积极介入福利保障，确保全体国民共享福利保障[3].早期这些对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类型划分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并且都是以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念来对社会保障制度模式进行划分，其类型划分的前提假设都是建立在趋同论的前提之上的。因此，其理论建构的色彩多于经验研究的色彩，对实际情况的解释力也较弱。这种情况在1990 年艾斯平安德森提出福利资本主义三个世界理论之后发生了转变。艾斯平安德森在《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一书中，他以 OECD 的 18 个国家为研究对象，运用去商品化程度①分层化和社会团结度②国家对公民社会权利的保障程度③三个标准，把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划分为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民主义这三种模式。 　　（ 一） 自由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 　　自由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某程度上还包括英国） 这些具有自由主义传统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在这种社会保障制度的模式中，占支配地位的是社会救助，辅以少量的普救式转移支付和作用有限的社会保险计划。 　　从社会的去商品化程度看，这些国家的收入再分配机制作用较小，更多贯彻的是市场交易的原则。比如说在美国，其主要的社会保障计划是公共医疗保险而不存在全民基本养老保险。在英国，反对国家福利的理念而主张福利私有化的呼声十分强烈。因此，处在自由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国家普遍缺乏高水平的社会保障给付，这使得大量的民众转而依靠商业保险来对风险进行保障。就社会分层和社会团结度而言，这些国家中，资本力量异常强大，工人组织的力量相对较弱，这就使得市场力量具有巨大影响力。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对于保障公民权为目的的普惠型保障就缺乏动力。在社会福利服务方面，在采用自由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国家中，威权主义和父权主义的背景十分淡薄，而社团主义的传统也很弱，这就使社区具有的对人们生活的干预和控制能力十分有限[4].再加上个人自由的观念影响甚大，人们对于国家的干预普遍持抵触的情绪，从而使得个人志愿的慈善行为成为弥合社会保障市场化所导致的种种缺陷的有效手段。 　　（ 二） 保守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 　　保守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包括德国、法国、奥地利和意大利这些具有法团主义和国家主义传统的欧洲大陆国家。在这种社会保障制度的模式中，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