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儒家家庭伦理对社会生活的影响.docVIP

　　秦汉时期儒家家庭伦理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但在家庭的存在形式及其相应的伦理关系上，却有着一个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迁的过程。秦汉时期的社会如果从家庭的维度来考察，是由三层结构组成：底层是所谓编户齐民的三代以内的小家庭，但穿插着强宗豪族；中间是春秋战国以来逐渐兴起并成熟起来的官僚阶层；上层是皇家。从这个三层结构来看，底层和上层都是家庭本位，中间的官僚阶层虽也受上、下层的影响，但从本质上说是非家庭本位的，是面向社会各地域、各阶层的普遍性存在。就这个三层结构中的底层和上层的家庭而言，主要是三代以内的小家庭，虽然宗族的影响还很大，但小家庭在经济、政治各个领域里都是独立的，从而使其不同于春秋之前的夏、商、周三代的宗法制氏族社会[1]。经过春秋战国时期剧烈的社会变革，非家庭本位的官僚阶层的稳定存在，宗法制被三代以内的小家庭代替，这两个巨大变化给秦汉时期的家庭伦理以至社会生活带来了根本性的影响。 　　一、秦汉时期儒家家庭伦理的确立 　　有家庭就会有如何处理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家庭伦理，这是一个自然的事情，而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家庭伦理会不断得到调整完善，但这个过程不是完全自然的，它离不开思想家们的自觉建构。秦汉时期的社会基础是三代以内的小家庭，在这样的家庭里，最主要的关系就是男性与女性、长辈与晚辈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夫妇、父子关系，兄弟、姐妹等关系都是附属的，兄弟成年后会独立成家，姐妹成年后会出嫁，所以，家庭伦理主要就是夫妇、父子关系。秦汉时期的各家各派自觉不自觉地都会涉及这个问题，而自觉地思考并提出适应现实要求的家庭伦理的是儒家学派。经过儒家学者的不断完善，秦汉时期尤其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家庭伦理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秦王朝由于政治、思想上的种种原因而采取了焚书坑儒的政策，但在家庭伦理上同样重视孝悌、贞节等，只是由于受法家学说影响及国祚短促等原因，没有形成系统化的家庭伦理。西汉初年，儒学逐渐走出焚书坑儒的阴影，在社会伦理政治秩序建构中发挥作用，时人对于儒学重视家庭伦理也是有充分认识的，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思想上信奉黄老道家之学，他在《论六家要旨》中评价儒学说：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2]3289。司马迁将它写进《史记》，表明这是当时人的普遍看法。 　　西汉初年，在对儒家伦理的提倡肯定上，除了活跃在政治上层的陆贾、贾谊等大儒之外，还有一大批从民间走出来的经学家，他们以注解经书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其中关于《诗》的注解中包含了大量的儒家家庭伦理的内容。汉初传儒家《诗》学着名的有今文的齐、鲁、韩三家和古文的毛氏，他们在宣传儒家家庭伦理尤其是宣传妇女的贞节、顺从之道方面不遗余力。鲁《诗》的申培在解《周南芣苡》时，歌颂蔡人之妻虽丈夫有重疾却从一而终不改嫁；解《邶风柏舟》时，歌颂卫寡姜夫人未入门夫死而守贞；解《邶风燕燕》时，歌颂黎庄夫人失意于丈夫仍然终执贞壹，不违妇道，以俟君命[3]。韩婴解《周南关雎》之义为淑女奉顺坤德，成其纪纲[4]636；解《召南行露》时，歌颂待嫁之女坚持婚姻必须礼仪齐备。 　　毛《诗》同样有很多歌颂妇女贞节、顺从之德的，同时还有很多批评妇女淫乱的，如解《卫风氓》，小序中说：宣公之时，礼义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遂相奔诱，华落色衰，复相弃背，或乃困而自悔，丧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风焉。美反正，刺淫泆也[4]862。而在《毛诗》开篇的《诗大序》中则把家庭伦理的教化作为《诗》教的根本，所谓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4]807。《诗》是口耳传唱的，通过解说《诗》，儒家家庭伦理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影响着社会生活。 　　汉武帝时期，在董仲舒等儒家学者和公孙弘等儒学权臣的推动下，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政策，儒家经学成为新官学，儒家的家庭伦理遂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在董仲舒看来，父子、夫妇的关系是尊卑关系，并且这种尊卑关系是天道必然，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道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义。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阴兼功于阳，地兼功于天。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5]。作为西汉大儒，董仲舒在儒家家庭伦理的建构上作出了巨大贡献，概括说有两点：1) 确立了家庭伦理中父子、夫妇的等级差异关系；2) 以天道阴阳为儒家的家庭伦理作论证。董仲舒的这种等级差异性的家庭伦理和先秦孔孟原始儒学是有差别的，反倒和法家韩非的主张相似：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6]。现代有些学者认为三纲不属于原始儒学，而是法家学说，最多也只是援法入儒，笔者认为，从周秦之际的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