辰州前后各阶层的社会心理分析.docVIP

　　辰州教案前后各阶层的社会心理分析 　　1902 年（ 光绪二十八年） ,地处湖南偏远西部山区的辰州府发生严重教案。教案发生过程中，两位 内 地 会①的 英 国 传 教 士 胡 绍 祖 （ J. R.Bruce）②、罗国荃（ R. H. Lewis）③被殴毙，教堂被捣毁，酿成严重的中外交涉。结果，所有涉案文武官员均受到严厉惩办。已革辰州营都司刘良儒即行正法，统带毅字总兵颜琼林定为斩监候，参将张姚魁、桂阳营参将赵玉田革职永不叙用，辰州府知府吴积銞革职，永不叙用，并流五年。已革署沅陵县知县万兆莘充发极边，永不释回④。普通民众中，张白狗、何家二老、李老六等十余人被杀⑤。此外，还需赔款一万英镑（ 约合白银八万两） ,划天宁山前后为新建教堂所用，并于辰州府衙署门外东侧树立永远儆戒碑⑥。 　　据统计，1840 年至 1912 年间，中国发生大小教案多达 1600 余起。学者们将其统称为晚清教案⑦。辰州教案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众所周知，影响历史进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社会心理即是其中之一。自法国年鉴学派将心理因素作为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始，社会心理成为了历史研究的新视角。本文拟以辰州教案为例，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出发，对辰州教案前后所反映的下层民众、士绅、传教士、地方官员、清政府的社会心理进行剖析，从一个侧面解释教案爆发的原因。 　　一、由西方列强侵华所引发的中国民众的民族仇恨 　　人们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⑧从某种程度上说，利益冲突是人类社会一切冲突的根源。具体到辰州教案而言，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所引发的民族仇恨是辰州教案发生的根本原因。 　　自 1840 年英国强行用洋枪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以来，列强蜂拥而至。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相继签订，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引发了中国民众对于外国侵略者强烈的民族仇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既使得中国主权逐渐沦丧，也给当时的中国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以湖南为例： 咸丰、同治朝时，湖南省每年的财政收入约为二、三百万两白银，地方尚能维持运营。①然而，自甲午中日之役后，复岁摊赔款数十万两，至是本省财政，乃益形艰窘.②《辛丑条约》签订后，湖南省摊派的赔款金额达 70 万两，每月须缴纳白银58333 两3 钱3 分，另加俸饷、旗兵加饷、加增东北边防经费、漕折 4 项，每年需上缴白银304000 两，每月须上缴白银 25333 两 3 钱 3 分，两项加起来，每月合计需缴纳白银 8366 两 6 钱 6分.③此外，1900 年的衡州教案赔偿英国福音堂、天主堂 386000 两④。赔款摊派数额的不断增加，加剧了湖南财政的窘迫。而这些款项当然是由湖南人民来偿付。俞廉三⑤在奏报中清楚地说道： 伏查湖南今年出款。以赔恤衡州教案为最巨。现在新增偿款（ 指庚子赔款） ,为数更多，且须常年摊派，势不得不取之民间。⑦为了解决摊派的钱款问题，俞廉三先是采取了加重抽征田房赋税的办法,因收效甚微，后又将湖南省淮盐每市斤加价四文，全省绅民报效户口捐，亦每口加抽四文.⑧即便如此，还无法完全解决湖南财政的窘迫。俞廉三只能增加土药税捐，甚至在田赋项下再增加口捐⑨一项。苛捐杂税的增加加速了农民的破产，同时，也使得中国民众对西方列强的屈辱感和仇恨感不断加深。在审理辰州案件的过程中，张白狗就曾坦率地说道： 胡教士是我用木棒打死的。我恨洋人#39;.因为他们侵略我们的国家，残害了我们的同胞。⑩传教士尽管并非侵略者，但他们传教权利的获得是通过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而获得的，自然也成为民众仇视的对象。自 1880 年起，清政府就在列强的压力下被迫开放湖南的传教权，相继将常德、辰州、沅州、永顺、澧州等 4 府 11 州所属 20 县及乾州、永绥、凤凰、晃州等 4 厅开放为允许传教的区域。从表面上来看，湖南的大门已经向传教士打开，但实际上，开放的大多都属于偏远地区，而民众对传教士的反感则进一步加深，传教活动并没有因此变得容易。19 世纪 60 年代，《湖南阖省公檄》及《辟邪纪实》等宣传反洋教的小册子在湖南省内的广泛传播清楚地表明了湖南民众对于传教士的反感。一位传教士在书中无奈地写道： 尽管这个省真的向传播基督开放，但人们心中仍然存留着迷信和仇恨，这些邪恶的力量随时都会造成大的破坏和灾难。 　　对于山岳重叠，苗胞多居于其中，因绞痛阻滞，文化低落，生产落后，加之迷信深重的辰州地区而言，传教工作则显得更加艰辛。修承浩在《沅陵县志》中清楚地写道： 地方风气未开，洋人来，众已恶之。①传教士的传教工作到处碰壁。在胡绍祖和罗国荃全面开展传教工作之前，内地会就曾派遣传教士管耀清②来辰州传教。活动半年，仅有两人入教。③由于管耀清传教不力，故而被英国驻汉口领事馆召回，由内地会传教士胡绍祖与罗国荃取代管耀清前往辰州主持传教活动。来到辰州后，两位传教士积极开展活动，取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