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对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就业婚姻的影响差异.docVIP

　　高等教育对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就业婚姻的影响差异 　　一、研究背景 　　第一代出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独生子女，大多已经离开学校，步入社会，进入人力资本的增量期和结婚生育期。有学者推算，至 2009 年，我国 0 ～18 岁独生子女总量大约在 1. 1亿人左右，独生子女从一个被视为新现象的少数群体，已经过渡成为社会青年一代中的主流群体。 　　从个人生命发展历程来看，随着独生子女步入成年，他们的教育状况、婚姻家庭、就业和职业流动状况都值得广泛关注。 　　中国独生子女研究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已经持续了 30 余年之久。风笑天在其 《中国独生子女研究: 回顾与前瞻》一文中，对过往研究进行了总结，认为在独生子女话题上存在十个研究的主要议题，这些议题主要集中在独生子女进入成年之前。从风笑天对这些议题的类型划分可以看到，独生子女研究的拓展是伴随着独生子女生命历程的推移而进行的，从儿童期为主的心理研究到青少年期之后的社会化研究，是我国独生子女研究的基本脉络。 　　无论是关注独生子女儿童时期的性格特点，还是关注独生子女的教育、家庭和事业，始终有一个争论的焦点，即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是否存有差异。尽管风笑天总结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性格特征上大体呈现 年龄越小差异越大、年龄越大差异越小的趋势; 但他也承认步入社会之后的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仍存有差异。而从个体生命历程角度来看，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之间在关键生命事件上体现出来的差异是最容易被发现和研究的，故而，本文试图在延续前人研究的成果之上，跟进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关键生命事件上体现出来的差异，特别是前一生命事件 (如接受高等教育) 对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后续生命事件中 (就业、婚姻和职业流动) 影响的差异，探究其背后的社会家庭影响因素和生命历程因果关系链，从而进一步推进独生子女相关领域的研究。 　　二、理论回顾和文献综述 　　西方家庭中只生一胎的现象并不普遍，独生子女难以形成主流群体，但他们仍然备受研究者关注，其研究核心问题与中国学者一样: 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在西方语境下，one child 或者 single child 是夫妻双方在自主意愿下所做出的生育选择，故而学者们对西方独生子女的研究侧重家庭内部策略的探讨，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贝克尔的家庭生育理论，他把生育子女看做一种理性行为。考虑到西方社会独生子女的产生完全是家庭内部决策的结果，这也决定了西方社会中的独生子女群体与我国由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独生子女群体所产生的社会背景截然不同，因而从社会结构层次对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差异进行探讨显然是必要的。 　　西方学者研究独生子女的主要方向是家庭影响，即从家庭子女数和出生序列的角度研究独生子女的心智及成就发展。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家庭资源稀缺理论 (Resource Dilution Hypothesis)和 汇流模型(Confluence Model) 。家庭资源稀缺理论认为家庭中子女数量增多，则意味着每个孩子所获得的资源会减少，父母难以给每个人同样的培育、照顾和金钱投入。因此，在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中，独生子女受到父母的关注，被寄予了更高的成就期望，有着更多非独生子女难以比拟的资源。同样，在 汇流模型中，扎琼克 (Zajonc) 和马库斯 (Markus) 认为儿童的智力成长和家庭背景存在这样的关系，即子女的智力发育水平取决于家庭中其他成员智力的平均水平。家庭资源稀缺理论和 汇流模型都强调家庭背景对子女的影响，两种理论都力图说明家庭规模的大小对子女在资源上的获得有重要作用。 　　在个体层面上，西方学者早期对独生子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独生子女心理特征的探讨，独生子女被冠以诸如 以自我为中心，依赖性强，喜怒无常，不合群等负面评价，使社会大众对于这样的生育选择望而却步。托尼法布尔(Toni Falbo) 和他的团队在长期的研究中，通过数理统计、心理分析和计算机软件，将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进行参照实验和对比分析，改变了对独生子女有失公正的看法，他们总结成年后的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一般情况下并无显著性差异，同时，独生子女还在学习成就等方面具备更强的进取心。针对独生子女成年后的状况，托尼法布尔又考察了在职业和经济上的成就表现，他列出三种与成就有关的归纳资料: 已婚妇女就业经历、妻子和丈夫的职业性质、家庭收入的水平。研究认为，除了在教育、结婚年龄等方面有差异之外，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中国的情况则截然不同，中国独生子女的产生不仅仅是家庭内部策略的结果，同时也是生育政策严格限制的结果，且生育政策并非是整齐划一的，而是依托于既存的社会结构，即生育政策具有明显的城乡、地区差异，因而，中国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差异比西方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