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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述财政分权与农民收入增长 财政分权与农民收入增长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财政分权与农民收入增长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分权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一致的结论；而且大多仅研究个别类型公共物品，对影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综合研究较少。为此，利用中国的数据，实证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通过公共物品供给层面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及区域差异显得作用十分重大。基于此，本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运用计量回归策略，采用中国大陆29④个省份1995—200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三、 摘要：利用省级数据来估算中国财政分权在农民收入增长上所产生的作用，结果表明：在制约了同时期其他各项改革措施后，财政分权总体上推动了农民收入的增长，而且财政分权的收入增长效应存在明显的跨区差异。在引入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作为中间变量时，实证分析发现，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削弱了财政分权对农民增收的积极效应。 　　关键词：财政分权；农村公共物品；农民收入；面板数据 　　1003-3890（2011）09-0064-06 　　 　　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接近10%的高速度增长。得益于中国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实施，农村地区居民收入也得到长足增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08年的4 760.6元，剔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6.9%，这一增长速度低于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47%的涨幅水平，农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不同步。在这一过程中，农民收入增长出现了放缓的迹象①，与此同时，存在着城乡收入差距、区域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等理由。民乃国之本，对于“民富与国强”的关系，是先有民富而后才有国强，而不是相反。为此，藏富于民，提高中国居民收入，尤其是农村居民收入显得格外迫切和重要。农民收入增长理由不再是简单的农民收入增长的理由。增加农民收入，让农民过上好日子是保证中国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一个重要课题[1]，是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是建设和谐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定要求。 　　在农民收入增长以及农民收入增长理由出现的这一过程中，中国出现了很多重要的改革，它们都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农民收入的增加。例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2]、土地流转改革、农产品价格改革、农村金融发展[3]、乡村级行政体制改革、城镇化以及农村经济的开放等。在众多的改革措施中，一个重要的但是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方面就是财政分权改革对于农民收入的影响。财政分权是中国发展中的一个典型事实。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财政税收体制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4]，在财政分权的三个不同阶段，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呈现出不同的增长率水平，具体见表1。 　　一、财政分权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机理分析 　　迄今为止，财政分权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仍然鲜有研究，财政分权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亦是未知的。笔者认为，财政分权主要是通过制度改善和影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来影响农民收入的。一方面，财政分权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安排，使得财政权力向各级地方政府转移，明确了各级政府责任，规范了地方政府行为。这种制度安排将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和行政效率，最终在制度层面上对农民收入的增加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财政分权使得地方财力得到增强，且地方政府在提供地方公共物品方面有信息优势，这种优势使得地方政府能够更好地提供满足各地农村地区需要的农村公共物品，最终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在本文的研究中将着重分析财政分权、农村公共物品与农民收入之间关系。财政分权、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农民收入之间关系可用图1表示。 　　在农村公共物品能否推动农民收入增加的讨论中已得到普遍认可的结论[5-9]：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能够推动农民收入增加。正如图1所示，一方面，改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有利于创造良好的农业生产条件，增加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提高农业科技水平，从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改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可以为农村第二、第三产业发展创造条件，增强农村居民从事非农产业的能力，获得非农产业就业的比较优势，增加农村居民收入。但是囿于数据的限制，在本文的分析中，我们只是选取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能源基础设施这四项以表示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状况。 　　二、财政分权与公共物品供给：理论演变与中国的实践 　　关于财政分权影响公共物品供给的研究汗牛充栋，Hayek（1945）[10]讨论了社会中知识的运用，强调地方政府更了解地方信息，它们比中央政府能更好地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Tiebout（1956）[11]引入了各地管辖权竞争观点，认为这样的竞争机制会有助于地方政府提供更适合消费者需求的公共物品与服务。在Hayek、Tiebout观点的基础上，Musgrave（195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