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清代社会制约机制的立法考察.docVIP

　　阐释清代社会制约机制的立法考察 阐释清代社会制约机制的立法考察 导读： 摘要：聚众案件是基层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集中体现，关涉社会秩序的稳定。清代对基层社会聚众案件的立法设计有很强的针对性，使得官员们在审讯量刑过程中，能够直接按例套用，迅速做出判决，及时处理案件，惩治涉案人员。各类聚众案件中，既有因官员行为不端、激变成大案者，也有因地方官 不善、拖延成重案者，种种流弊若不力为防禁，于吏治民生关系甚大。因而，清朝统治者采取官民同治、官役同治的策略，设置严厉的官员处分制度，这也是其社会制约体系里非常重要的一环。 　　关键词：聚众案件；立法；社会制约机制 　　1003—0751（2013）08—0126—06 　　清代聚众案件包括聚众闹赈、抢米 、抗粮抗租、宗族（乡族）械斗、聚众抢劫，等等。本文从清代官方档案、官书中选取案件样本，将清代基层社会聚众案件分类论述，①以探讨清代统治者对不同类型聚众案件是如何通过立法来进行治理和制约的。 　　一、“禁暴止奸”“辟以止辟”——重刑主义下的立法设计 　　当群体冲突、对抗和暴力等基层社会聚众案件一再出现时，统治者势必要对之加以制约，有针对性的专门条例就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被制定出来。 　　1.关于直接与官府对抗聚众案件的立法 　　直接与官府对抗的聚众案件包括抗粮抗漕、聚众闹赈、闹考罢考、聚众拒捕劫囚，等等，一般发生在衙门公署，民众与地方官发生直接冲突。民众针对的大多是朝廷的经济政策和制度，聚众形式有着共同的特征，朝廷的相应立法也较早出现。 　　处置聚众抗粮、抗官、闹署、罢考罢市等案件的法令源自兵律军政的“激变良民”条，原律载：“牧民之官平日失于抚字，又非法行事，使之不堪，激变良民，因而聚众反叛，失陷城池者，斩监候”。②雍正三年（1725），针对山西和陕西两省聚众抗粮案多发的情况，将“激变良民”条修改后，定为惩处上述聚众案件的专门条例：“山陕刁恶顽梗之辈，假地方公事强行出头，逼勒平民，约会抗粮，聚众联谋，敛钱构讼，抗官塞署。或有冤抑，不于上司控告，擅自聚众至四五十人者，地方官与同城武职无论是非曲直，拿解审究。为首者照光棍例拟斩立决，为从拟绞监候，其逼勒同行之人各杖一百。”③虽然在处理聚众案件时，会要求查明地方官有无激变良民的行为，但山陕光棍例取代了“激变良民”条，由处理官员渎职罪的律例变为专事惩处民众聚众抗官闹事行为，内容也与原律完全无涉。 　　乾隆十二年（1747），地方向朝廷上报了大量的聚众闹赈案，其中江苏宿迁县生员王育英闹赈案和河南偃师县乡民聚众借粮案④引起了乾隆的高度关注，处理案件时所依据的正是雍正年间制定的山陕例。乾隆认为“山陕光棍之条正为此设”，能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没料到。第二年的案件有增无减，接踵而至，署江苏巡抚安宁奏报，苏松产米州县因地方米价高昂，民众遏粜阻贩、殴官打差的案件频现。而此前山西万泉、安邑两县刚刚发生了乡民大规模抗官、反对摊丁入地政策的案件，河南、安徽、福建等省“或抢赈闹官，或邪匪勾结”，民情汹涌喧哗。 　　乾隆决心要以重典治乱，认为此前的刑罚不足以诘奸禁暴，使民人“动色相戒”，遂将此条例进一步修订并推广至全国：“凡直省刁民，因事哄堂塞署，逞凶殴官，聚众至四五十人者，为首依律斩决，仍照强盗杀人例枭示。其同谋聚众、转相纠约、下手殴官者，虽属为从，其同恶相济，审与首犯无异，亦应照光棍例拟斩立决。其余从犯照例拟绞监候。被胁同行者，照例各杖一百。如遇此等案件，该督抚先将实在情形奏闻，严饬所属立拿正犯，速讯明确，分别究拟。如实系首恶通案渠魁，该督抚一面具题，一面将首犯于该地方即行斩枭，并将犯事缘由及正法人犯姓名刻示□贴城乡，俾愚民咸知儆惕。”⑤将聚众为首者斩决后加以枭示，且令督抚一面具题一面惩办，立速处决，并布告城乡，即时“儆凶顽而伸国法”。为从者中，同谋纠约聚众、下手殴官的罪加二等，由原来的绞监候改为斩立决。面对全国各地出现的案件形势，旨在重刑之下起到威慑民众的作用。如此修订“全在因时制宜，而辟以止辟，乃帝王经世之大用”，乾隆感叹此乃“刑期无刑”的不得已之举。 　　乾隆五十三年，又将“罢考罢市”正式列入禁处范围。嘉庆十六年（1811），刑罚再度加重，凡擅自聚众至四五十人，“尚无哄堂塞署，并未殴官者，照光棍例为首拟斩立决，为从拟绞监候。如哄堂塞署，逞凶殴官，为首斩决枭示”⑥。这款条例认定，纠约聚众即是违法，即使为首者并没有参与具体的哄堂塞署或殴官行为，同样要被斩立决。“聚众至四五十人”成为是否构成重大聚众案件的衡量标准。 　　州县官有时会将拖欠钱粮的乡民拘拿至县衙，在差役捕获嫌犯押解回署的途中，时常遇到有人劫犯夺囚的情况。清律规定，“若官司差人追征钱粮，勾摄公事，及捕获罪人，聚众中途打夺者，首杖一百流三千里。因而伤差人者绞，监候。杀人及聚至十人，九人而下止依前聚众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