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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问责:绩效指标开发 　　摘要：为应对高速大众化、国际化给高等教育系统带来的学生学习体验质量下滑、本土学生高等教育参与程度相对降低的挑战，澳大利亚重构了质量问责体系，创新性地开发了国家层面的高校教学绩效指标。论文在分析教学绩效指标体系开发的过程及其结构特征的基础上，讨论了其对构建我国高等教育教学绩效指标框架的启示。 关键词：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绩效指标 中图分类号：G649.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3）05-0092-05 澳大利亚是全球范围内最早通过系统重构扩大高等教育参与机会的国家之一，成为了国际上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进程的领导者。也是在快速大众化进程中，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体系最先感受到学生高等教育体验的质量下降、生师比高企以及教育质量保障机制有待升级等问题给国家在全球知识经济竞争中的地位带来了冲击。为了应对高等教育在后大众化时期面临的挑战，澳大利亚政府于2009年颁布了旨在从系统层面提升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竞争力的十年发展规划——《转型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系统》（Transforming Australia’s Higher Educmion System）。根据规划提出的发展目标，澳大利亚重构了质量问责体系，创新性地开发了国家层面的高校教学绩效指标，旨在实现扩大入学和提升质量的双重目标。本研究将在综述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伴随大众化进程的持续深入逐渐聚焦教学质量的动因和历程的基础上，分析其教学质量绩效指标体系的构成及其在平衡质量与公平、高校自治与政府管制等关系上所具有的特征，进而讨论其对我国高等教育绩效问责体系构建的启示。 一、质量问责制度的发展与反思 澳大利亚是最早且最积极地在高等教育部门接受并采纳绩效指标的国家之一。其高等教育绩效指标的开发进程是伴随这个国家公共部门改革的需要而发生和发展的。1974年，澳大利亚建成了完全由政府公共财政出资的高等教育体系。该体系作为福利国家公共部门的一部分，教学、科研乃至学生的学费均来自政府公共财政拨款。这一时期，政府对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措施，是鼓励大学对自身的绩效进行批判性监控。在整个80年代，政府进一步将高校自我监控的焦点聚集于效率和效能的改进以及对公共问责不断增加的感知。80年代中期，联邦政府出于确定大学的质量标准、提升质量和效率之目的，拨款实施了针对学科的评审。然而随着学科评审的推行，政府却发现在高等教育机构内部和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中建立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性，因为仅对学科进行评审仍然无法确保高校依照相关建议实施改进。 到20世纪80年代末，由公共财政危机和社会公众对公共部门臃肿、低效的批判引发的以节约、效率和效益为追求的新公共管理改革，相对于英国、美国等其他公共管理改革的先锋推行者而言，更早地被应用于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系统中。政府通过市场化和削减公共财政拨款比例的政策，推动高校扩大招生，减少对教育市场的管制，特别是允许大学向国际学生和部分本土的本科生、研究生收费，这同时也是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开端。正是在平衡政府与高校的委托一代理关系、提升高校面向社会公众的可问责性和回应性的需求中，澳大利亚成为了最早创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国家之一。 1991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将以学科为单位的评审转变为以整个高校为单位的质量保障，颁布了一套旨在提高高等教育教学和科研质量的综合性测评体系。高等教育机构只要能呈现一个在自身使命和目标指导下的高水平的质量保障体系，就能够获得联邦拨款。1992年，联邦政府建立了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委员会，其功能定位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为质量保障问题提供咨询；二是开展针对高校质量保障政策和程序的独立审计；三是对年度与质量相关的拨款分配给出建议。1993年至1995年，该委员会进行了三轮以整个学校为单位的独立审计。尽管这仅仅是一项高校自愿参加的自我评价，但当差距得以确定、质量成果得到测量时，便触发了学校层面相当显著的变革。 2000年3月，前就业、教育、培训和青年事务部长理事会为强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框架，批准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审计机构——澳大利亚大学质量署（Australian University Quality Agency），专门负责大学质量审计。起初，质量保障以年度教育质量报告（The Annual Educational Profiles）审查的方式进行。大学的年度质量报告包括使命陈述、战略规划、学校的质量保障程序以及教学和科研信息，是由高校提供的阐述其在政府质量框架下的办学情况的报告。然而，由高校提供质量报告仍然无法确认高校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是否获得了公共拨款期望的产出，其成果是否是高质量的。因此，年度教育质量报告被认为没能有效建立高校与政府之间的“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