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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多中心治理体制 　　本文是由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系阿瑟·本特利讲席教授埃莉诺·奥斯特洛姆（Elinor Os-trom）为《全球环境变化》杂志创刊20周年所撰写的文章，原题为《应对集体行动与全球环境变化问题的多中心体制》，发表于《全球环境变化》第20卷第4期。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集体行动问题，传统的集体行动理论预测这些集体行动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除非有一个外部权威确定应该采取的适当行动并施加监督和制裁。可是，现实却与这一理论的预测截然相反。虽然并未产生一个足够有效的全球协议，却有众多多元化的主体已经在多样化的范围内采取了各种行动，而这些成果的累积十分重要。为此奥斯特洛姆教授指出，相比于仅仅关注全球行动（这确实也是长期解决方案的一个必要部分），更应该鼓励各种降低气候相关风险的多中心行动。在她看来，多中心的方法有利于在众多领域进行试验并获得收益，并且有利于我们从多样化的政策中学习经验。奥斯特洛姆教授已于2012年6月12日去世，享年79岁。本刊特刊发此文，以志纪念。 一、导言 许多被界定为“全球问题”的问题，都是由个人、家庭、小集团、私营企业以及本地、区域和各国政府的行动所产生的累积性结果。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迫切的全球问题就是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后者是由全世界的个人与组织的行为导致的，其累积效应增加了气候变化的威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集体行动。为了规避这一全球威胁，不同层面的众多行为体都需要采取代价高昂的减排决策。与此同时，任何一个人即使不做任何贡献都会从减排中获益。正如优秀的政策分析家们所分析的那样，降低这一威胁需要一个可实施的全球协议。 在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政策文献中，主要争论都是围绕一些关键议题展开的，而这些关键议题对于在全球层面形成公平有效的机制都是必不可少的。问题之一涉及发达国家对于目前及不远的将来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责任问题。这涉及应该由谁来承担解决问题的主要责任，以及发展中国家是否可以拒绝承担与发达国家（它们首先制造了这种威胁）同等水平的责任。其他争论涉及那些降低碳存储的多种“疗法”是否有助于解决其他的环境问题。一个难题在于确定毁林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它究竟导致多少二氧化碳直接被排放到大气中，或者土地植被、土壤水分蒸发及云层覆盖的改变也同样重要，所以后面这些因素在规划再造林时也应该加以考虑？ 这些都是难以回答的问题。达成一个涵盖主要排放大国的可实施的国际协议，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在缺乏一个可实施的国际减排协议的情况下，如果仅仅等待而无所作为，就会减少我们及时采取实质性拯救方案以防止重大灾难的机会。 除了长期等待的问题之外，一个“全球性方案”如果缺乏各国、地区和本地层面的行动，就无法确保其会得到很好的实施。虽然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在较大范围内可能都是相对均匀分布的，可是气候变化对于不同地区的影响却程度不一，这要取决于人们所处的地理区位、生态及经济条件、对极端天气事件的预先准备以及之前的投资，等等。 进一步来看，尽管气候变化的诸多影响都是全球性的，但是，造成气候变化的原因皆源于各种规模更小的行为体。著名的口号“全球思考，本地行动”正好点出了所有世界居民所面临的困境。为了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个人、家庭、企业、社区和各级政府的日常活动必须有实质性的转变。即便如此，许多人仍旧没有认识到改变自身行为方式的必要性。他们要等到一个全球层面的协议才会行动。不过，这种局面正在逐渐改变，因为越来越多的行为体已经在学习如何不断降低减排的成本。 不过，从集体行动的传统理论看，没有人会自愿转变行为方式，以减少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换言之，必须有一个外部权威强制实行一系列可实施的规则，以改变每个人所面临的激励。因此，分析人士呼吁建立新的全球层面的制度，以改变与能源消耗及排放的相关激励。要解决具有全球效应的集体行动问题的一个前提就是，必须首先通过一个具有全球权威的法律行动。因此，分析家们进行下一步的气候变化研究时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1）集体行动的传统理论是分析如何减少大规模气候变化威胁的最好理论吗？如果不是，应该做何种改变？ （2）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仅会产生全球层面的利益吗？是否会在多重维度上产生更多收益？ （3）与仅仅依赖全球性方案的气候政策分析相比，多中心的分析进路是否会更为有益？ （4）在全球层面之下的其他层面，是否存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这些行动的累加效应能否减少严重的气候变化威胁？ （5）当各级政府及其他组织都参与减排时，是否会导致严重的泄漏（1eakages）、政策不一致、认证不足（inadequate certifica-tion）、制度投机（gaming the system）以及搭便车行为等问题？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