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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农村权力结构特征和其影响评析 　　[摘 要]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依赖政治强力，通过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以及党政系统的构建等，对农村政治进行了系统的改造和重塑，彻底瓦解了传统的农村二元权力结构，重新构建起以党组织为核心的一元权力结构，建立起高效有力的政府体制，结束了近代以来农村社会一盘散沙的失序状态，将广大农村纳入国家政权控制体系。新的农村权力结构保证了国家对农村社会高度的整合和动员，保证了国家高度的资源提取能力，但由于国家权力的过分扩张，形成了强国家弱社会的关系模式，抑制了农村社会自主发育能力。 [关键词]建国初期；权力结构；特征；党组织 [中图分类号]K2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7 — 0079 — 03 一、建国初期农村权力结构特征分析 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政治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基于现代化的价值诉求和自身的政治理念，对中国农村社会进行了近乎彻底的改造，农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以及党政系统的构建等，对农村政治进行了系统的改造和重塑，彻底瓦解了传统的农村二元权力结构，重新构建起以党组织为核心的相对集权的一元权力结构，顺利地实现了近代以来国家权力下沉的目标和农村政治的转型。建国初期农村权力结构变迁从形式上看，表现为有破有立，旧的权力结构经过一系列政治改造，逐步崩溃，随之逐步构建起新的权力结构。从变迁力度上看，表现为非不破不足以立，在国家力量主导下，彻底打破旧的权力结构，构建起全新的权力结构。从此，新的权力秩序和规范，新的文化规范在农村确立起来，农村政治进入一个新时代。 变迁后的农村权力结构呈现出以党组织为核心的一元权力结构特征。 （一）在新的权力格局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居于权力的核心地位。政党权力在农村的出现，体现了传统农村政治向现代农村政治的转型。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就非常重视在农村建立党组织，建国以后更是将党组织延伸至农村基层乡村。党组织在农村政治中具有突出的位置，凌驾于其他组织之上，政府机关、群众组织都要接受它的领导，实际上掌握了乡村社会的政治权力，控制了乡村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资源，成为乡村社会的权力核心。“其一，党支部有权为其他组织制定大政方针，对其他组织下达工作指令；其二，在必要的时候，党支部领导有权作为领导者直接参与其他组织的活动；其三，党支部有权左右其他组织的领导人的任免；其四，当发现其他组织出现错误倾向时，党支部有权干预；其五，支部成员可以直接支配大队内的资源和人员。”〔1〕在村民眼中，党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党，共产党就是国家的代表，代表国家对农村进行管理。 （二）国家权力的一元化和社会内生性自治权力的凋敝。在传统农村，行政权和自治权，国家权力和农村内生性权力二元并存，维持着一种互动平衡。建国后，这种权力平衡结构被彻底打破。经过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等，代表自治权的族权和绅权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失去了存在的空间，再也无法发挥作用，国家权力则无限扩张。土地改革极大地冲击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宗族血缘关系，极大地消解了族权。首先，血缘群体领袖的地位丧失，他们往往成为批斗镇压的对象，起而代之的新的主权力阶层地位原来都比较低。其次，血缘群体的经济基础被抽掉，大量的群体所属的公田，如族田，学田都被没收，重新分给农民，血缘群体无法再以经济力量控制其同族亲属。再次，血缘群体的职能，如救济贫寡等被政府所取代。在宗族血缘关系被冲击的同时，连带受到冲击的还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宗族血缘意识。由于超血缘的组织的建立，如农会、基层政权组织，以及对阶级成分的强调，使得原先的血缘群体的认同感和宗族血缘意识大为减弱。合作化运动打破了家庭共同体生产组织形式，将广大农民的生产活动组织在跨家族的集体组织中，而不是原来的村落家族共同体，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家族的社会功能，弱化了家族权威，从而进一步消解了族权。与社会内生性权力凋敝形成对比的是国家权力的扩张。政党下乡，行政下乡，合作化运动等，国家权力纵向横向地在基层农村深入拓展。国家权力无所不及，无所不包，形成了国家权力一统农村社会的局面，农村社会国家化、政治化。 （三）政党权力遮蔽了行政权力，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在农村权力结构中，行政权力远没有政党权力突出。同为国家权力的代表，行政权力则隶属于政党权力。行政机构是党组织决定的具体执行机构，又由于基层党政组织人员任职上的交叉、叠合，造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这和建国初期上层政治特征是一致的。 （四）贫下中农成为农村的主权力阶层。建国后，农村政治地位的划分是以阶级成分为基础的。土地改革运动首先划分农村的阶级成分，引起了农村的精英更替。土地改革重组了农村的社会等级结构，旧的精英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