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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前中国合唱审美风格阶段性特征 　　建国前中国合唱审美风格经历了由“和谐型”向“崇高型”美学思想逐渐转变的衍变过程，“和谐型”美学观点是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的集中体现，主张以“和”为主要基石，强调“空灵、冲淡、虚静与含蓄”的审美意象与“宁静、平和、安详、均衡”的音响特点。而“崇高型”美学思想的强调“真”，肯定“悲剧”的审美价值，与传统的强调“善”、追求大团圆结局的审美理想是截然相反的。“崇高型”美学思想的地位的确立，使得中国合唱逐渐走向了大众化的道路，合唱的社会功能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 一、“学堂乐歌”时期的合唱美学特征 学堂乐歌时期，中国传统的文人音乐和传统的多声部音乐因其不能雅俗共赏和民族差异性，已经不能适应中国合唱向大众化方向发展的要求，在“富国强兵”的社会背景下，中国需要一种更能唤醒民族意识和团结大众的音乐形式的出现，加之极具变革性的中国第一代启蒙思想家的出现，这种具有确定音高和规整的节奏的西方合唱艺术形式正式登上中国的音乐舞台。 本时期的合唱创作体现出时代特征和古典诗风表达形式相结合的特点，曲调的“西方”特色和歌词的“中国古典韵味”相结合形成了“似中非西”的审美风格，如《春游》、《秋柳》与《春思》等，，体现在美学思想上主要是“和谐型”与“崇高型”美学思想相结合并以“和谐型”为主的的特征。尽管影响本时期合唱风格特点的以梁启超、王国维为代表的美学思想家的美学思想侵润着“和谐型”美学元素，然而，在“富国强兵，抵御外辱”和“改造国民性”的社会大背景下，这些启蒙主义思想家的美学思想中又必然会流露出“崇高型”美学倾向。如梁启超的美学思想是以“趣味”与“情感”为核心和基石、通过“力”以达到“移人”的目标的“趣味主义”人生论美学思想体系，王国维由于受到康德和叔本华的美学观点的影响，“把文艺的作用看作是在描写人生之苦与其解脱之道”， 以上具有启蒙主义内涵的美学观点为中国合唱指明了“大众化”的发展方向，同时，“以美育德”的审美标准的提出，也为中国的群众歌咏运动的开展奠定理论上的基础，并赋予合唱以“情感教育”和“趣味教育”的双重功用。这种“和谐型”为主的美学思想对当时的合唱的歌词、和声音响、旋法与曲式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春思》是以德国歌曲填上唐代诗人李白的诗《春思》写成的，而《古从军行》则是用英国民歌填上唐代诗人李顾的诗《古从军行》而写成的；从和声音响上讲，协和音程与和弦的大量使用，表现出“宁静、平和、安详、均衡”的审美风格特点。《大中华》的低音声部与次中音声部的音程关系也是以纯八度与纯五度为主；从旋法上讲，本时期的合唱作品具有浓郁的中国五声性传统音乐旋法特点，如《秋柳》等；此外，从曲式上讲，本时期的合唱作品是以“带再现的二段体”结构为主，体现了对称与平衡的特点。 二、 “五四”时期的合唱美学特征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人的美学思想都是以“崇高型”美学观念为指导的，在对传统型美学观念的批判之中，合唱的“中西合璧”的美学形态在本时期逐渐由“崇高型”美学思想占驻了上风。 本时期的一些进步的文学社团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对新的美学思想的形成也发挥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如“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艺术”和“文艺为社会斗争服务”的观点；尤其是“创造社”则提出的“为艺术的艺术”的观点更是为中国合唱的浪漫主义创作方向提供了理论的支撑。 在启蒙与革新的文化大背景下，在上述美学思想的渲染中，本时期对合唱的审美思想的形成影响最大的还是王光祈和青主两位美学思想家。王光祈强调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音乐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强调音乐具有特定的时代精神和民族性，提倡“国乐必须代表民族特性、发扬民族美德、畅舒民族感情、引导民众思想向上。”的音乐美学思想，受其影响，本时期的的合唱在创作上具体表现出旋法的五声性的特点和和声的民族化特征，如合唱作品《海韵》、《呜呼，三月一十八》等都体现了这样的审美范式特征；青主在《乐话》和《音乐通论》中论述了音乐的社会作用。音乐的本质以及音乐与现实生活的关系等问题。在《乐话》中他认为音乐是“最高最美的艺术”，是“上界的语言”，要将“音乐当作是新的、爱的宗教”。他在《音乐通论》中提出利用艺术形象反映生活现象必须通过典型概括过程的主张，本时期部分合唱作品采用通谱歌的结构形式。 三、 “抗日、解放战争”时期的合唱美学特征 本时期中国现代美学进入了反思的时期，探索社会服务的大众化道路成为本时期美学思想家的主要任务，本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中国美学思想家有瞿秋白、朱光潜、毛泽东等，如瞿秋白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紧密联系的美学思想。他极力主张马克思主义者在美学领域追求的合革命目的性，主张改良中国传统的“和谐型”美学，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