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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先觉郭沫若和文化中国转 　　在人类历史上，不同时代的文化先觉者勇立潮头，领异标新，对启发大众的文化自觉，推进文化传承和创新，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郭沫若强调：“举凡先觉者的精神生产都应该是全人类所共有的遗产。”并以“先觉者”为大众人请命，以争回大众人的个性与自由的责任和担当自勉。为了表达对引领他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一位日本学者景仰之情，他在1954年题写了一纸斗方：“东方的发觉者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的斗士河上肇先生永垂不朽！” 近百年来的中国，以世界文化的视野来看，是伴随着政治和经济的巨大变革，从艰辛探索到成功实现文化的现代转型并走向伟大复兴的辉煌进程。郭沫若是这条历经坎坷的阳光路上可敬的先行者、先觉者。他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又从西方文化中汲取了营养，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启了一代学术新风。 在1923、1924年前后，他发表了一批早期思想文化论著，其中包括《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论中德文化书》《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即《王阳明礼赞》）《马克思进文庙》《整理国故的评价》等论著，集中阐述了他对东西方文化论争的见解和对文化中国转型、复兴之路的思考，归纳起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郭沫若超越东西文明二元对峙的思维定势，对中西文化精神辨同析异，不同意以“一静一动”来界分，而把世界多元文化主要派别四分，认为中国固有精神与希腊思想同为入世的、动态的、进取的，尤其肯定先秦儒家思想富有这种精神，连道家的无为也是活静而非死静，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的积极精神。在肯定先秦学者于实践理性的探讨别开新面的同时，指出他们在纯粹理性方面有偏枯之憾，是延误纯粹科学在中国诞生的原因。 （2）郭沫若对孔子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怀着自尊与自信，不是反叛传统，而是在东西文化汇通中扬弃传统，蟀取精华。他公开宣布“崇拜孔子”，对孔子“入而能出，出而大仁”“自强不息”和“仁、智、勇”的人生哲学击节赞赏，还赞扬孔子同歌德一样是“球形发展的天才”“人中的至人”。 （3）郭沫若具有鲜明而清醒的开放意识，主张在东西方文化之间“开出道路”，在新旧思想之间“折冲樽俎”，以实现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超越，以及对西方文化的吸纳和转化。他强调不能闭关自主，要在汲取西方人文精神的同时，深深吮吸西方科学精神的营养。把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文明区别开来。他主张“在个人修养上可以体验儒家精神努力于自我的扩充以求全面发展，而在社会的兴革上则当依社会主义的指导努力吸受科学文明的恩惠，使物质的生产力增加，使物质的分配平等，使每个人的精神都得以遂其全面发展”。 （4）郭沫若从憧憬马克思主义到“初步转向马克思主义”，把唯物史观看作“解决世局的惟一的出路”。在翻译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后，更兴奋地宣称：“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筏。”他在儒家文化中寻找同马克思主义的契合点，比照孔子同思想与共产主义的共同点。后来的事实说明，马克思主义较易为中国人接受，确有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契之处。 （5）对文化价值的评估，郭沫若提出了贵在创新与“和而不同”。他针对当时关于国学的争论，既反对“笼统地宣传国学”，又批评“笼统地排斥国学”，认为当时的“整理国故”，充其量“是一种旧价值的重新估评，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创造”。强调要推动一个时代文化的发展，学术应重在“新生价值的创造”。同时，他从研究国学不必勉强人人去做，谈到一种多元文化观，倡导“和而不同”的精神。他指出：“人生的行路本自多殊，不必强天下人于一途”，“百川殊途而同归于海，于不同之中正可见大同。不必兢兢焉强人以同，亦不必兢兢焉斥人以异”。 郭沫若那时还处在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时期，他的某些具体论述还有不成熟、欠准确的地方，但他的总体见解确实视野广阔、立意高远，可以说是代表着当时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它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思维定势，不同意“东方精神主静、西方精神主动”的笼统界定，批评“东方精神文明救世”的盲目论调，反对文化保守派的国粹主义，也不追随“打倒孔家店”的主流话语，更不赞同“全盘西化”的主张。成仿吾在《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译后附识里，对郭沫若的见解评价很高，认为：我们文化的精神与思想，被新旧的学者误解得已不成话，一般假新学家方且强不知以为知，高谈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在这样混沌的学界，能摆脱一切无谓的信条，本科学的精神，据批评的态度而创一线的光明，照彻一个常新的境地，以我所知，只有沫若数年以来的研究”。 郭沫若的这些见解和思考，来自他汇通东西文化的实践体悟，又成为他在文化思想上与时俱进、继续前行的原点，成为启发他在学术上执着创造、开拓新境的母提。从他后来不同时期的论著和作品里，都可以听到类似旋律的奏鸣和回响。他对传统优秀文化始终怀着自尊和自信，也始终保持着文化开放的博大襟怀。在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