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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运动会百年记(二、三) 　　上期说到在上海召开的1915年第二届远东运动会是中国人第一次在本土举办洲际综合性体育比赛，是中国体育破天荒的大事，结果中国队力压日本和菲律宾拿下总锦标。可是谁也不曾想到，直到1934年第十届“生如夏花”的远东运动会终结，中国队电就拿过这一届总锦标。1916年袁世凯作古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黎元洪比较重视体育教育，在他不担任大总统期间就曾在老家开办了“孝义小学堂”，曾捐款建设武汉火学体育馆等。因此在他任大总统期间中国体育界的日子还是比较好过的。1917年5月，第三届远东运动会在日本东京举行，此次我国派出了百余人的队伍，其中运动员83名，分两组从上海和天津出发，基督教青年会的体育干事葛雷博士（J.H.Gmy）和清华大学校长赵国祥分别作为领队，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任总代表。由于在第二届远东运动会上中国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支队伍出发前已踌躇满志了，谁知道到了日本以后，却发现“远东运动会的形势竞发生了空前的重大变化”，“我国的趋势，暴降到末日了”，日本凭借本土作战的优势，称雄远东运动会，获得了田径、游泳、棒球、网球四个项目的锦标。日本队除了成绩优异外，赛事的组织也是井然有序的，亚洲首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现代柔道之父”嘉纳治五郎亲自挂帅组织，再加上布朗的协助，整个赛会得到了一致好评。本届远东运动会被认为是日本体育崛起的开始，以至后来日本在奥运会上夺金。 比赛结束后，有人为中国队的失败找了两个理由：一是“长途跋涉，舟车颠荡，运动诸君，备受辛苦”；二是“运动要诀，不慎明了”。第一个理由自然乏力，中国到日本和菲律宾到日本，都需“长途跋涉，舟车颠荡”，且菲律宾更远。第二个原因倒是说到了点子上，这里提到的“运动要诀，不慎明了”主要是因为“中国体育教员之相需甚殷”，我们缺少好的教练员，反观日本和菲律宾，“其各项运动，皆从幼教练，故举止从容，确能表示其爱好运动之心，反观华人，锦标被人夺去，漠然仍无所动于中者，比比然也”。因此，希望中国能尽快举办全国运动会选拔队员进行集中训练，以期待下一届远东运动会上为国争光。 转眼两年的时间就到了，可就是在这短短两年内，中国的政坛走马灯式地更换了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三任总统，这些总统虽然身居总统之职，却都无法号令天下。国内战火不断，体育根本无从得到真正的发展，也没有人去组织什么全国运动会来选拔运动员。 第四届远东运动会原定于1919年5月在菲律宾举办，但此时日本体育界却出现了重大问题，原因是日本体育协会认为5月的会期正值学校考试期，便要求菲律宾将比赛时间推迟到8月举办，菲律宾体育协会认为“八月南国多雨，不适于大规模的国际运动会，断然拒绝了日本的无理要求”。日本体育协会竞脑羞成怒，声明永久退出远东体育协会。但是远东运动会在举办了三届以后，特别是日本在第三届上获得了很好的成绩，日本民众已经很重视通过远东运动会加强和中菲两国的沟通，因此日本体育协会此举在日本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全国的国民和学生均痛斥日本体育协会的措置不当，群起要求将日本体育协会改组。日本体育协会因为受了四面的楚歌，不敢再闻问体育界的事情，只得关门大吉了。”最后是大阪的天狗俱乐部四处奔走，临时成立了“日本青年运动俱乐部”，并打出“打倒日本体育协会”的口号，选出了十四人的代表队（领队和教练还是由运动员兼任），代表日本如期参加了本届远东运动会，维持了远东运动会中日菲三国共存的局面，即使这临时组建的队伍，日本队也还是获得了网球锦标。而中国队虽然派出了庞大的代表团参加了所有项目的比赛，最终除足球获得锦标外，其他均无功而返。除网球和足球锦标外，其他锦标均被菲律宾获得。在这届运动会上，中国田径队虽然整体上无法和菲律宾抗衡，但是朱恩德以打破远东记录的成绩独得五项和十项两个冠军，成为中国田径队最大的亮点。 就在第四届远东运动会开幕前夕，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不公正待遇传到国内，国人一片哗然，被西方列强欺凌已久的中国人终于爆发出愤怒的吼声，一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当时的王正廷是巴黎和会中方的代表之一，在这次和会上，王正廷不仅四处为争取中国的合法权益而奔走，而且在面对“山东权力转交日本”等无理条款时，虽然和另一位代表、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的顾维钧有一些矛盾，但在大义面前，两人均做出了抗命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决定。王正廷真正成为民国时期的外交风云人物，也是以此为开端的。 1920年第七届奥运会在比利时安特卫普举办，在奥运会期间国际奥委会召开了会议，布朗代表远东体育协会出席了本次会议并报告了远东运动会的情况，国家奥委会最终正式承认了远东运动会，并派嘉纳治五郎作为国际奥委会的正式代表参加第五届远东运动会。1921年第五届远东运动会再次回到中国，地点仍然是在上海，王正廷担任了此次远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