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真真-拍另类电影现在还未到时机.docVIP

黄真真:拍另类电影现在还未到时机 　　“一定要活在当下”‘ 黄真真拍过不少片子，有褒誉，有争议，也有差评。2008年，她与大陆初次合作，在香港故事里硬插进去大陆和台湾的角色，《六楼后座之家属谢礼》拍得“有点怪，不汤不水的”。两年之前，她初次北上之作《倾城之泪》的口碑也不太尽如人意，还在寻找电影方向的她没能突出自己的风格。但这次，说起即将上映的新片《被偷走的那五年》，黄真真很自信。这是一部融合了她两年大陆生活的作品。 《被偷走的那五年》讲了一段跨越七年的爱情。这样的感情很多人都曾经历过。最初的时候，是甜蜜的傻傻的情侣，后来结了婚，开始为事业打拼，彼此的生活变得很忙，时间偷走了爱情，在一起越来越久，感情却越来越淡，到最后只能看到彼此的不好，最后终于离婚。“我希望能借这部戏去探讨，我们可不可以重头再爱？我们可不可以把爱情保鲜？” 作为女性导演，黄真真天生的敏感和细腻让她擅长拍爱情片。在拍《分手说爱你》的时候她就敏锐地捕捉到当下的年轻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喜欢用手机互相拍、自拍，或者拍食物的现象，她喜欢把这种现代的东西拍出来。到了十年后、二十年后，那时的观众再去看这部片子，就能了解到当时那个年代的生活和爱情的模样。她注重电影的细节，喜欢细腻的表现手法，所以也很喜欢关锦鹏、张艾嘉等导演的爱情片。 谈到自己的爱情观，黄真真不喜欢用“轰轰烈烈”、“平平淡淡”或是“天长地久”来界定爱情，她认为好的爱情可以简单到只是“每天看到对方都觉得，哇，我真幸福啊！”旁观了太多红男绿女的故事，她知道新鲜感终究会消失，每一段感情都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方式结束，所以“活在当下”才最重要。她用自己的例子来说，“我跟男朋友吃午饭回来，经过一个海报，有肌肉男，我就说，这个身体好像你的身体诶。我们两个就在街上嘎嘎嘎地笑。这个就是情趣啊，大家就是开心，没必要执著，没必要不开心。但是很开心，不等于我们也会永远一起。或许有一天有事情发生啊，有第三者啊，这段感情就会结束，但是起码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都保证欣赏对方，大家都有一种甜蜜的感情，要不然很浪费啊。如果跟一个人在一起只是因为习惯，因为我不懂怎么开口跟你分手，这样很浪费。我们应该每天活得比较精彩。” 黄真真对待爱情认真而豁达，对待生活也是如此。 她表示自己对于“最先锋”、“最有个性”这样的标签无所谓接不接受。她提到在《女人那话儿》刚出来的时候，香港有报纸形容她是第一个三级片女导演，“我就打电话给我妈妈，问她，你今天看了报纸没有？她说看了，我说记者这样说你OK吗？她说，OK（此处语调悠长），怎么说都OK啦，今天是今天的事，明天是明天的事，我只是怕你不OK。我们家是很开的一种性格。所以我蛮幸福的，我从小都被妈妈影响，我不理人家怎么看我。”在采访过程中，黄真真也常常大笑。她觉得自己内心非常自由，每天也生活得很自由，很享受，她也希望在电影里能够表达出这样的性格与态度。“我觉得我也不是追求完美，就是我会尽量在当下把事情做到最好。”黄真真说，“我比较活在当下”。 “给观众新鲜感是电影人的责任”‘ 作为香港北上的导演，黄真真从爱情片拍起，考虑的还是能不能让观众共鸣。她认为香港和内地的观众很不同，就像《致青春》，虽然在内地很受欢迎，但是在香港很难被接受，因为香港人的大学生活完全不是这样，能够了解，但没有共鸣。而警匪片、爱情片、动作片之所以能香港大陆通吃，是因为背景不那么重要。 黄真真说自己很在乎观众，但并不是讨好观众。“我每一天都留意观众的口味，观众喜欢的方向，但是作为一个电影人，创作不应该跟着观众，讨好观众。”黄真真认为投资人为了赚钱讨好观众无可厚非，但是一个有视野的投资人，应该看得更远一点。只讨好观众的电影或许能够赚钱，但不能成为伟大的电影。“我觉得观众也很喜欢看有共鸣的电影，如果电影可以给他们新鲜感，他们会更喜欢。所以电影应该比观众前一步，给观众新一点点的东西，但也不可以比观众前太多，太前的话他可能看不懂，或者还没有共鸣。”黄真真说。 黄真真认为一部好电影第一重要的是作为电影基础的剧本，第二重要的是由导演、演员和摄影师所掌控的制作，第三重要的是起辅助和补救作用的后期。“如果基础不好，导演不好，演员不好，拍得也不好，这个戏就完全失败了。但是，”说到这里，黄真真顿了一顿，大笑着说，“还有第四部分，就是营销。如果一二三不行了，但是第四你找了一个天才，包装一下，还可以拿一些票房……甚至有的戏差太多，你从来没看过那么差的戏，也会有一帮观众去看的。因为它变成一个话题了，如果我不看，我不可以加入这个话题。把一个戏变成一个话题也是很重要的。不管话题里面是什么内容，不管好还是不好，只要是话题就有人去看。” 不过，在被问到自己新出的电影在宣传包装方面有什么idea，黄真真自信地说，“这个不是我的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