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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义:作为一种实用主义政治哲学和其当代意义 　　摘 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被诠释，体现了三民主义作为一种实用主义政治哲学的强大生命力。近年来，中国思想界的各类思潮非常活跃，但它们很多都是西方原封不动的舶来品，或者是西方理论与中国实践的生硬嫁接。按照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哲学，这些思潮“不能可靠地将我们带到目的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继承和发展孙中山先生的理想始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三民主义；实用主义；政治哲学；当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6-0200-02 一、先验政治哲学与实用主义政治哲学 哲学在涉及到人类的实践问题时，其出发点可以总结为“我应该相信什么”和“我应该做什么”。面对具体的人类实践问题，哲学的主要责任不在于提供实质、具体的答案，告诉我们去信任这种或那种知识，或者根据这种原则或者那种原则行动，而是追问：一种有关知识性质或者行动原则的主张，因为什么理由才是“对”的或者“好”的，是应该相信或者遵从的。 具体到政治哲学，一个极为根本的问题，就是要求对各种现实的（或理想中的）体制、政策、原则与价值进行排比评价，作出好、坏、对、错的分辨。这些原则与价值为什么是对的？是大家应该接受的？是政治制度与政策之所以成为“正当”的好理由？这些考量，构成了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1]。西方古典政治哲学不仅界定了上述核心议题，处理这个议题的方式也有独特之处。简言之，西方古典政治哲学预设了人的生命有一个应然性的状态，或者来自本性（自然），或者来自某种超越的旨意（天、神），代表一种终极的理想目标。因此，毫无疑问的，古典政治哲学是一种先验政治哲学。作为当代政治哲学中主流的自由民主政治哲学就是一种先验的政治哲学，上述哲学预设了人的自由、平等等终极理想，以此为基础考察政治体制与政治价值的正当性。但先验政治哲学并不是政治哲学发展的唯一进路。 在近代哲学发展史上，一种有别于古典哲学传统的思想是美国哲学家皮尔士、詹姆士、杜威创立的实用主义哲学。皮尔士在1878年发表的《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楚》标志着实用主义的诞生[2]。实用主义者忠于事实，但并不反对人类的终极理想，如果某些理想证明对具体的生活有价值，就承认它是真实的。但人类的终极理想（包括信仰和观念）是否有价值在于它们是否能带来实际效果，这构成了实用主义的实践哲学与先验的人类实践哲学的重大区别，这一区别当然体现在作为人类重要实践活动的政治领域。 皮尔士[2]将确定信仰的方法归为四种：第一种是固执的方法，任意选择个人愿意采取的信仰，不顾事实的变化，也拒绝任何别的信仰；第二种是权威的方法，由外界的力量将一种信仰强加于个人，并用权力禁止任何其他信仰，以达到社会思想的一致；第三种是先验的方法，由人们在不同的信仰中进行比较选择，最后理性地来确定自己信仰。以此来看，当代主流的自由政治哲学应属于一种先验的政治哲学，至少从其论证方式来看是先验的。 二、作为实用主义政治哲学的三民主义 皮尔士[2]认为，观念的意义完全在于它在人生行为上所产生的效果，这就是有名的皮尔士原理，也是实用主义的基本原理。信念无所谓真假，只存在有用无用，观念的意义在于使人的行为更好地适应环境，以达到人生的目的。真理与谬误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能将人带到目的地。 1905年11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首次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的政治主张，并对三民主义的主要内容作了如下概括：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的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此后，孙中山依据革命的实际需要，不断完善发展三民主义，在当时成为一个中华民族共同认同的实用政治纲领。就民族主义而言，早期民族主义的核心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随着清王朝被推翻，孙中山认识到，民族主义不仅在于“驱除鞑虏”，更长远的意义是追求民族独立，并首次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3]。革命的目的不是排满，“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于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4] 从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的时代背景与其理论内核可以看到，三民主义的提出绝非来自于抽象的人类终极理想，而处处体现实用主义哲学的精神。例如，孙中山在阐释民权思想时指出：“从前人类的智识未开，赖有圣君贤相去引导，君权是很有用的。君权没有发生以前，圣人以神道设教，去维持社会，在那个时候，神权也是很有用的。现在神权君权都是过去的陈迹，到了民权时代，这是因为近来文明进步，人类的智识发达，必要自己去自由独立。”[4] 孙中山说，“外国革命，是由争自由而起，奋斗了两三百年，生出了大风潮，才得到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