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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作新:中国雉两大发现 　　郑作新，鸟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现代鸟类学的奠基者与中国动物地理学的开拓者。他在半个多世纪的鸟类区系调查和系统分类的研究工作中，写出1000多万字的论文和专著，他对鸟类亚种分化的研究，以及物种起源地的估测及低等亚种被排挤的观点，为生物进化论提供了有力的补充论证。雉科鸟类研究是郑作新院士为中国鸟类学研究重点规划的方向之一。他自己的科学成果也与雉科鸟类有很大关联。 1922年郑作新高中毕业时还未满16岁，被福建协和大学破格录取。1926年毕业后，由叔父资助赴美，考取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动物系。 有一次在参观博物展览时，郑作新看到一只出产于中国的金鸡，陕西宝鸡县就是由于产有此鸡而得名。可是，这只金鸡却在1758年被瑞典科学家林耐发现，并用拉丁文命了学名。 郑作新当时思绪万千。为什么中国特有的珍禽任凭外国人采集而本国却没有科研成果报道呢？是中国人愚笨吗？不，中国的历代先辈很早就开始了对鸟类的观察和研究，那么中国为什么在鸟类研究方面比西方人落后呢？主要是科学教育落后。中国素称地大物博，鸟类资源相当丰富，作为一个中国人，应当首先加以研究。此后，他就经常到大学博物馆去查看收藏的鸟类标本，并选读有关课程和书籍。 郑作新原先研究的是胚胎学，现在叫做生物发育学，在当时也是“热门”，很有发展前途。他的博士论文就是有关林蛙生殖的研究，1930年，他获密歇根研究院科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从教，也是一边抓生物基础知识教学，一边抓胚胎学研究，但是随着日本入侵的深入，国内科研条件日益困难，他只得放弃胚胎学的研究，而逐步转入鸟类学的调研工作中，时值1938年福建协和大学迁至山城邵武。县城周围有山峦起伏的武夷山脉，南北方的许多鸟类要经过这系列山脉而南迁北移，并在此停留。这样，武夷山成为名副其实的鸟类胜地。这给他进行鸟类学研究提供了良好条件。 武夷山有一座小镇，名叫挂墩（位于现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鸟类资源十分丰富，郑作新是从外文资料中知道其名的。据了解，几十年来外国人在此搜集了数以千计的鸟类标本。郑作新到邵武后，到处打听挂墩的具体位置，人们都说不知道，去询问县长老爷，他却说连这个地名也未听说过。郑作新只好到教堂去向外国传教士打听，他们说：“挂墩可是个世外桃源，太美了，我们每个礼拜天都有人下去，你要去可跟着我们去。”1939年暑假，郑作新在学校组织了一个5人考察组，跋山涉水，终于抵达了这块久久梦想的地方。 在邵武期间，郑作新每周安排一两天清晨带一批学生在周围观察，把遇见的鸟类及遇见的频数和个数等记录下来，而后加以统计分析，持续3年之久。终于在1944年写成了《邵武鸟类三年来（1938～1941年）野外观察报告》。这是国内第一篇有关鸟类种类及其生态（包括数量）实地考察的报道，可以说是郑作新研究鸟类的成果。不过，这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 1947年，郑作新离开协和大学到南京国立编译馆任编纂工作，并在南京中央大学兼课，只能挤出时间搜集国内外的有关文献，并查看南京各研究单位所收藏的标本，做些鸟类资料的整理工作，直至南京解放。 1950年，郑作新调到北京，参加筹建动物研究所的工作。1956年，中国科学院在中关村盖起了动物研究所大楼。20世纪50年代初，科学院组织各种考察队，由郑作新带领鸟类队伍奔赴祖国各地的深山密林，大江南北进行采集和搜索，初步摸清了中国鸟类的家底。截至1982年，建立了拥有6万多号标本的国内规模最大的鸟类标本库。 原鸡是家鸡的祖先。而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在他的著作中却说，中国家鸡的祖先不在中国，而是从印度传来的。这一观点由于是出自达尔文的著作，100多年以来，大家对这个说法深信不疑。 然而，中国鸟类学家郑作新对这个说法产生了怀疑。为了探究中国家鸡的祖先，1957年，他带领年轻的同事们到云南的南部一带进行考察。 在风景秀丽的云南西双版纳，郑作新和助手们终日在原野和密林中奔走，终于在旷野上发现有两只美丽的原鸡。原鸡的形态酷似家鸡，锈褐色雌鸡在前边疾速行走，栗红色的雄鸡尾随其后，头顶及后颈的羽毛呈镰刀状，闪烁着灿烂的金属反光，尾长而下垂，中央尾羽是辉亮的金属绿色。 原鸡的视觉和听觉都很灵敏，个性羞怯怕人。它们发觉有动静，登上树枝的雌鸡快速地跳下来，低垂着尾巴疾窜林中。后边的雄鸡似感逃窜不及，便惊恐飞起。 郑作新想，中国的原鸡难道不是中国家鸡的祖先吗？ 欧美各国以及日本与中国的《家禽学》书籍中，都肯定中国的家鸡是从印度引进的，依据就是达尔文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一书。 达尔文在该书中写道：“在印度，鸡是被家养，大约是在公元前1200年《玛奴法典》完成的时候。”又写道：“鸡是西方的动物，是在公元前1400年的一个王朝时代引到东方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