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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贸区和国际金融大局 　　10月16日晚，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议案，给予联邦政府临时拨款并调高其公共债务上限。次日凌晨，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议案，正式结束了美国联邦政府持续16天的“关门风波”。 很显然，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历经了60多次的“财政悬崖”，再次成为美国国会试图约束当局行政权力的“大游戏”，成为悬在联邦政府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其背后，不仅隐含着美国财政系统存在严重弊端的事实，还潜藏着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风险。 对于当下的复杂风险，李扬很严肃地表达出了自己的忧虑。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对中国乃至全球的金融系统现状用了一个很重的词——“扭曲”。李扬认为，尽管全球经济有望在2014年温和复苏，但金融系统扭曲加重了复苏的不确定性，而这些不确定性最终还可能对宏观经济带来进一步的负面冲击。 宏观下行、微观濒危，唯独金融系统赚得盆满钵满，这就是核心问题。 6月份发生的所谓“钱荒”，成为中国金融系统去功能化的典型表现。深谙金融运转之道的李扬担心，不扭转金融系统现状，经济不可能彻底恢复元气，类似事件会如电视连续剧般上演。 但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发起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改革，再次冲击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原本就已经很敏感的神经，使得中国政府忙于施行各项内部改革的同时，不得不以成立上海自贸区等举措来表达自己参与国际新规则的积极态度。 “攘外”和“安内”双管齐下，让中国金融系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直面扭曲的现状，成为当下必行之策。 全球金融系统扭曲 《财经国家周刊》：眼下，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堪忧。美联储原本定于9月退出量化宽松政策QE3但并未实施，原因很多，但主要说明美国经济复苏还需较长时间。同样，欧洲、日本等国的复苏也还整体偏弱。你怎样看待眼下国际经济大势及其背后暴露的深层次问题？ 李扬：目前宏观经济形势比较复杂，国内外都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 国际上还远远没有到真正恢复的时候，我们还一直在关注是否会再次下滑，尤其从6月份美联储宣称要退出量化宽松之后。国际形势如此不乐观，是以下几个因素导致了危机的影响迟迟未消。 首先，全球的经济发展方式都存在问题，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 人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一直存有诟病，而在全球化过程中，如果某个主要经济体的发展方式存在缺陷，一定意味着全球其他的主要国家都存在类似问题。其中，美国是消费过度和长期的巨额贸易逆差，中国是储蓄过度和贸易顺差，两者互为镜像。 要扭转这样的局面绝非易事。我们从十多年前就开始讨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至今经济结构仍未见改善。 第二个问题出在各国财政上，尤其是欧美发达经济体。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美国“财政悬崖”引发了全球性关注，但实际上从始至终都是一个大游戏，是美国国会用来制约当局行政权力的一种约束手段，是借此游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而已，绝对不会让整个国家的经济运作体系因此停摆。 给当局赤字设限，然后不断提高上限的做法，致使美国19世纪70年代以来经历了60多次所谓的“财政悬崖”，实质上仅仅是国会悬在当局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因而，各国央行都无须反应过度，只需要认真研究美国财政赤字导致经济扭曲这一本质问题即可。美国问题的关键，是政府杠杆率过高导致了整个经济杠杆率过高。 第三是金融问题，即各国金融系统功能不全，表现为去功能化。 本质上，金融部门是中介部门，作用是将储蓄转换为投资，将资金引导至其他群体乃至他国市场，中介成本越低越好，效率越高越好。 眼下的问题，不是其中介功能缺乏效率，而是几乎就不起作用。例如，美国连续的量化宽松政策就效用有限，表明其金融体系正在逐步丧失功能。大量资金投下去，实体经济却依旧困难，这是金融系统功能丧失的典型表现。 《财经国家周刊》：对于目前的国内经济形势，你如何分析？ 李扬：今年一季度时，我就表示中国经济增速减缓已确定不移，现在也坚持这个观点。但必须强调，中国经济增速的减缓与他国有较大差别。 前述四点问题，无论与发达经济体还是其他金砖国家等发展中经济体相比，中国的表现都不尽相同。他国普遍贸易赤字，但中国是贸易盈余；他国普遍惧怕资金流出，但中国现在面临热钱流入的巨大压力；他国普遍居民储蓄不足，但中国的储蓄率却非常高。 可以说，中国经济增速减缓是由整个经济处于调整期，以及生产要素贡献率下降等深层次因素所导致的。这些问题今年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因而经济恢复显得不那么强劲。我们必须认识到，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必须认真分析中国国情。 客观评价量化宽松 《财经国家周刊》：目前，深刻影响国际经济形势的一大因素，莫过于美联储量化宽松的退出。对于其对新兴经济体乃至全球经济的影响，舆论大多表现为“一边倒”的